前不久,深圳一家工厂被曝光使用不少来自四川凉山地区的童工。童工现象再次激发起人们最基本的情感和情绪,人们立刻就会选择自身的立场,并且十有八九会选择反对童工的一方。这一选择站队,并且呈滚雪球式膨胀的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为“极化”现象。
“极化”现象发生后,童工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私人合约的选择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国家公共品提供与否、如何提供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收益权衡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社会治理的承诺问题;主体就不只是童工、童工家长和雇主,重心就落到了政府。
随着国家人均GDP的快速走高,中国中产社会的加速形成,“极化”现象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只是童工,许多被人们的直觉所简单否定、能够轻易调动人们基础情感的事项,都会诱发“极化”现象的发生。
当前,童工事件能否靠政府便可妥善解决?答案是未必。使用童工虽然已经局限到一个狭小范围,但是政府如何禁止雇佣童工的恶行,如何对童工实施基础救济和更有制度性保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舆论的“极化”程度。如何有效和积极地应对“极化”现象,已经成为政府需要正视的课题。从目前的应对来看,有关部门并没有有效地掌握相关规律,还处于比较低效和被动的状态。
(《东方早报》4.24 高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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