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樑：我不搞《红灯记》就好了

    如果没有《红灯记》创排50周年的契机，钱浩樑，这个历史舞台曾经的风云人物大抵要被人遗忘了。

    “红灯”曾经照亮了他的前路，却也埋下了解不开的伏笔。他坦言，“我不搞《红灯记》就好了……”“我朋友不多，也怕交朋友，特别怕。”

    “我什么活儿都来”

    虽然扮相、工架一直是钱浩樑引以为傲的资本，但他却说自己1.78米的身高其实条件并不好。“16岁以后我一直在北京，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就是练功，人家放假，自己不放，人家休息，我不休息。拿顶、腿功都是那段时间练出来的。”“在学校时，我什么活儿都来，狮子老虎狗都来，从不挑角色，慢慢也就有了一些机会。到了中国京剧院后，领导发话说，今后我只能唱主演，不能再玩花活儿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是袁世海和李少春的主意。”1962年，钱浩樑被分到中国京剧院一团，任务就是傍着李少春、袁世海演戏。“那时李少春的嗓子稍稍有了些问题，袁世海说我这花脸净陪着杜近芳唱《霸王别姬》了，没什么其他的戏唱，他很着急。最后，他让文化部调我、张曼玲等几个人来，加强演员队伍。当时让我过来后，不唱别的，就排这出《战渭南》，没想到这个戏一炮打红。”

    “我想演老师的戏”

    《野猪林》是李少春教的，《柯山红日》原来就是李少春的戏，《红灯记》的唱腔更是李少春创的，李少春与钱浩樑这对师徒如果不是结识于动荡年代，或许将为京剧留下更多的舞台传奇。

    “早在1953年去罗马尼亚演出时，李老师就是团长，而我还是个学生，那时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后来我演的很多戏，原来都是李老师的，特别是《红灯记》。李玉和的唱腔基本都是李老师创的，我当时不仅要学腔，更要学他的方法。”这些年，钱浩樑演出的机会不多，可但凡有机会，他大都会选择李少春的戏，“多年来，我跟他学的东西最多，从唱腔到身段，我想用演他的戏来体现我对老师的尊敬。”

    《红灯记》的细节都是刻出来的

    关于《红灯记》的记忆中，钱浩樑一手提灯一手放在身侧的剧照成了这出戏的视觉代言，更是京剧程式在现代戏中变形提炼后的精彩呈现。“很多动作既要像工人，又要像传统的步伐，这个太难了。当时我们去北京火车站体验生活，有了生活还得把它舞蹈化、程式化，要做到似像非像。在《红灯记》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刻出来的，但是这样的创作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

    与老伴患难与共

    2014年3月16日，国家京剧院优秀剧目展演的闭幕演出中，80岁的钱浩樑搀扶着76岁的老伴曲素英登台，演出一曲《白毛女》选段“扎红头绳”。刚刚恢复行走的曲素英在侧台候场时甚至还坐着轮椅，而将曲素英扶下舞台后，钱浩樑才回身起范儿唱响《红灯记》中李玉和的经典选段。

    “说起我们两个人，一言难尽啊……最厉害的时候，她的腿不仅不能弯，而且臃肿疼痛难忍。因为钱给不够，所以请不了保姆。原来我们住的楼没有电梯，国产的轮椅又很沉，一天两次推她去医院，上下就靠我用一条厚皮带挂在车上，另一只手拽着楼梯的扶手，扛着上下二楼。那时我也75岁了，天天扛上扛下，就像上战场一样。”现在，钱浩樑和老伴住在亚运村，有电梯直上直下，他已经非常满足。

    最后的心愿

    “这些年，满脑子都是病的事。先是曲素英乳腺癌，那时我们还在河北，一边教学一边伺候她。后来是我脑溢血，又是她伺候我，所以两人的感情都不能说一般的好，是命命相关了。”

    目前，自己的境遇和老伴的身体都渐渐向好，钱浩樑说，“现在我想把医疗关系转回来。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河北艺校任教，后来人回来了，可医疗关系一直在石家庄，为了报销得来回来去跑。我脑子不行，琐碎的事记不住，这些都得我老伴弄，她都病成那样了，还得张罗这些事”。

    （《北京青年报》4.28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