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许伯威先生时,他已经70岁了。这位国内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校方的邀请下重新出山,给我们这群本科生上《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是物理系公认最难的课程,许先生讲课不用投影,不用幻灯,坚持写板书。从普朗克到薛定谔,从海森堡到狄拉克,涉及无数抽象的演绎与推导。先生每次上课都密密麻麻写满四大块黑板,擦掉,再写满。逻辑清晰,一丝不乱。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乱世中,这却是一个可以静心读书的难得机会。许先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大为叹服,从此与量子结缘,始终不渝。
1970年,“东方红”卫星上天时,先生正下放甘肃农村劳动。身边没有任何资料,硬是从牛顿定律出发,推导出整个力学体系,进而计算出“东方红”的轨道参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比较,几乎丝毫不差。先生说,当时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头想,多少岁月蹉跎,情何以堪。
给我们上课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团”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教务处也不闲着,派出人手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
一时间人心惶惶。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突然冲进教室,揪住一位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领导愣了。这不,我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你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现在,请你出去。
领导的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走了。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2007年4月29日,许先生因病去世。按先生遗愿,丧事从简,谢绝吊唁。噩耗传来,好多老师学生都哭了。
(《文汇报》4.28 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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