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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以为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是第一本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殊不知，早在1936年底，伦敦出版的《神灵之手》就已介绍了红军长征，作者是一名瑞士籍英国传教士。
遭意外扣押
在贵州黄平县城旧州，有一所天主教堂，居住着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1934年9月30日，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妇经安顺赶往旧州，与海曼等一行人前往镇远。
当时，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已进入黄平境内，在一个小山村与勃沙特一行不期而遇。那时，贵州的大多数教会都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常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红军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
在这样的背景下，勃沙特等人自然也逃不过红军的扣押和甄别。他们于10月2日被红军押回到旧州。红六军团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怀疑这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是“西方间谍”，更主要的是因为西征以来，伤病员日益增多，药品和物资越加奇缺，所以希望借助传教士的帮助搞到一些必须药品和经费。基于这样的考虑，红军决定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
鉴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勃沙特等由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德峰和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吴德峰之妻）负责看押。
经审查，红军出于人道考虑，释放了其他人，只扣留勃沙特、海曼、埃米(新西兰籍英国女传教士)三人。在规定时间内交纳70万元赎金后，他们三人可获得人身自由，此前必须跟着红军走。由于路途艰险，埃米不久后被无条件释放了。
一半赎金赎回海曼
1934年12月17日，因圣诞节即将来临，渴望自由的勃沙特唆使海曼一起逃跑，但被红军抓了回来。同月底，红军分别以三项间谍罪判处海曼有期徒刑12个月、勃沙特18个月。因长时间无法获取赎金，红军表示“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的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如“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甚至可以减少赎金。对此，教会出于政治等种种原因，总是作出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且一拖再拖，在数目上也是讨价还价，原定的70万元赎金减到1万元，最后甚至还提出6000元。直到1935年11月18日，教会才派代表送来药品、物资和钱，因为“只送来了一半的钱”，红军放了海曼，勃沙特则继续跟随红军长征。
在战事紧迫的急行军过程中，红军并没有忘记随行的两位外国传教士，总是尽可能地给予他们保护和照顾。勃沙特回忆：“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红军给了我们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骑三分之一的路。不久，又将一头骡子给了海曼。”
勃沙特获得自由
当然，勃沙特也为红军提供过一些帮助。当时红军缺乏地图，用的都是中学生课本上的，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无法准确标定行军打仗的路线。攻克旧州后，红军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地名不是中文。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派人把勃沙特请来。勃沙特认出那是张法文地图，而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勃沙特讲、肖克记，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译成中文标记在地图上。肖克回忆说：“勃沙特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的好向导。”勃沙特还通过教会帮红军购买过一些急需物品。
1936年4月11日，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准备强渡金沙江北上。鉴于勃沙特刑期已满，肖克对勃沙特说：“我们决定放你走，明天就给你自由。”次日，肖克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还专门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作陪的有贵州知名人士周素园、原国民党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还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汉斯·凯勒等。勃沙特回忆道：“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好消息就在饭桌上和吃饭的同时宣布了……”吴德峰向勃沙特交代了有关事项，并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勃沙特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十块银元！”
就这样，勃沙特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刑期，获得了自由。这期间，他随红军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省，行程万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最为特别的“参加者”。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认识了红军。这也使他从红军的敌视者变为坚定的同情者和忠实朋友。
离开红军后，勃沙特去了昆明，他迫不及待地着手整理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他要把这些告诉世人。在朋友的协助下，勃沙特写出了传奇纪实作品《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又名《神灵之手》《红军长征秘闻录》）。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该书便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书籍。
(《党史纵横》2014年第4期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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