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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在1950年代，该书的出版发行成为美国对苏联文化冷战的重要部分，它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却“得益”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介入。
中情局将文学作为武器
冷战时期，图书被当作武器，苏联和东欧禁什么，这些图书就会成为宣传品去揭穿苏联的真相。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总共有1000万本图书、杂志由情报机构秘密运到铁幕背后。
史诗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宗教色彩很浓，与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论调和对十月革命的跪地吹捧格格不入，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跟意大利出版商签署了出版合同，1957年，意大利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
1958年1月，美国中情局得到《日瓦戈医生》的手稿胶片。
“这部书有很大的宣传价值，”中情局苏联分局的主管在一份备忘录里说，“不只是（小说）内涵的信息和发人深省的特质，还在于发表它的环境——我们有机会让苏联人民怀疑他们的政府出了问题，在世的最伟大苏联作家用俄语创作的一部伟大文学作品，他们却无缘读到。”
这一备忘录属于最新解密的130份中情局文件，这部分文件详细记录了《日瓦戈医生》当年在西方出版与中情局之间的关系。
布鲁塞尔世博会与《日瓦戈医生》
根据最新解密的这批文档，协助出版《日瓦戈医生》由中情局苏联分局一手运作，负责人是中情局主管艾伦·杜勒斯。项目由当时的美国行动协调委员会（OCB）主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批准，OCB直接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
意大利语版《日瓦戈医生》出版后不久，在一份备忘录里，中情局雇员建议将《日瓦戈医生》以尽量多的外文形式出版，让尽量多自由世界的人们阅读和赞扬。
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召开，43个国家参加，美国和苏联都建造了庞大展馆来展示各自生活方式。当时比利时签发了1.6万份签证给苏联游客，大量在西欧的苏联人引起了中情局的兴趣。
中情局决定与荷兰情报部门（BVD）合作，由他们的情报工作人员搜寻适合的人选把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带回苏联。1958年，中情局方面补贴了50位荷兰情报人员（BVD一共有691名雇员），这些人员都接受华盛顿方面的训练。美国方面不希望有任何痕迹显示，这件事情是由美国干的。
1958年9月，第一个俄文版《日瓦戈医生》以海牙莫顿出版社的名义问世。200本书首先送往华盛顿，其余分发到中情局在西欧的分支机构，200本在法兰克福，100本在柏林，100本在慕尼黑，25本在伦敦，10本在巴黎，而最多的一批365本被运往布鲁塞尔。这些《日瓦戈医生》不能在美国馆分发，最终中情局找到了和美国馆相邻的梵蒂冈馆。梵蒂冈馆的名字叫“上帝之城”，苏联天主教流亡者在“上帝之城”里秘密建了个小型图书室。由中情局资助的《日瓦戈医生》就在那里分发给苏联人。拿到书的苏联人将蓝色的精装拆掉，把书页分开，偷偷摸摸带回家。“行动非常成功”,1958年9月10日的备忘录写到。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国家评论简报》首次把《日瓦戈医生》的印刷与中情局联系起来。《国家评论简报》是《国家评论》给订户的一份简报，这份保守派杂志由小威廉·伯克利创办。一位写作者用假名奎西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注意到《日瓦戈医生》被秘密地运到梵蒂冈馆，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小说在莫斯科的秘密传播，以及中情局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在苏联，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问世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帕斯捷尔纳克那。还是在9月，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巴黎的一位朋友信中说：“原版《日瓦戈医生》真的问世了？很多前往布鲁塞尔的观光客似乎看到了。”1958年11月5日，杜勒斯的备忘录显示，中情局认为《日瓦戈医生》明显影响了苏联人。
《日瓦戈医生》成文化冷战一部分
中情局方面精心指导其情报人员鼓动西方游客跟他们遇到的苏联人谈论文学和《日瓦戈医生》。俄语版《日瓦戈医生》需求越来越大，1959年7月，9000本简装本《日瓦戈医生》在巴黎出版印刷，出版社由苏联流亡者创办，当然得到中情局的支持。中情局的记录显示，这些《日瓦戈医生》部分通过中情局情报人员与在西方的苏联观光客和官员接触时分发，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大会”上分发给苏联和东欧学生的。
事实上，在维也纳的大会上，克格勃已经注意到了禁书的分发情况，学生的一举一动受到了克格勃的监视。但这些苏联的监视者表现出了意想不到的宽容，他们对学生们说：“拿着，读它，但别带回家。”
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曾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据不完全统计,中情局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还出资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
(《东方早报》4.10 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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