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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价822.9万美金的《功甫帖》，对藏家刘益谦来说，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国宝”的。持续几个月的“真假口水战”，有人站台，有人推倒，《功甫帖》成了热门帖，也成了刘益谦的龙美术馆最大的噱头。
刘益谦将《功甫帖》带到北京，用高倍扫描仪放大至200倍，每个笔画都被仔细检视。左为《功甫帖》，右为翁方纲的钩摹本，刘益谦希望借此对比证明，《功甫帖》并非上博专家所说，“双钩廓填”摹本。
“没工夫去看《功甫帖》”
2014年3月28日，刘益谦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大展，《功甫帖》独占一间近80平米的展厅。同时展出的还有刘益谦私人收藏的三百余件藏品。一位画新水墨的艺术家忙着把他中意的作品一张张发上朋友圈，“没工夫去看《功甫帖》”。
策展人王璜生初选作品时，原本想剔除《功甫帖》：争议太多了。
2013年9月19日，《功甫帖》在纽约，由苏富比拍卖，刘益谦的女儿在现场观战，他本人不在。
这不影响他的决心：必须拿下《功甫帖》。底价30万美金，刘益谦最后以电话竞拍的方式，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如愿拍下。
刘益谦事先咨询了十几位专家，全是市场派人士。绝大部分专家认为：《功甫帖》值得拥有，尽管它只有九个字，却是苏东坡存于民间的惟一墨宝。
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的三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在《新民晚报》上公开联合指认《功甫帖》并非真迹，而是后人“双钩廓填”出的伪本，应该出于道光四年到同治年间。所谓双钩廓填，指的是先勾出笔画的边缘，再将内部上墨填满，属于最低级的伪造手法。
2014年第一天，《新民晚报》又用三版的篇幅，刊登了上博研究员两篇详细的研究报告。结尾意味深长：“本文所析《刘锡敕》《功甫帖》两件钩摹伪本……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晚清商贾为追逐利益而无技不施的狡狯。”
拍卖界立即炸开了锅。苏富比方面“表示惊讶”，不久也拿出一份研究报告，反驳上博的说法。
2月18日，刘益谦把《功甫帖》带到北京验明正身。这一趟之后，“基本上就没争议了”。他口气笃定地告诉记者。
但就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之前两天，3月26日，上海博物馆再度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研究报告，列出了“非真迹”的新证据：对照最新找出的鉴藏文献，刘益谦的《功甫帖》，少了应有的两位藏家的五枚印章，现有的四枚也与记载不符。
《功甫帖》在刘益谦数千件的私人藏品中，既不算最贵，也不算最“国宝”，但三个月“真伪之辩”下来，名气大增，“毫无疑问成了镇馆之宝”，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告诉记者。
最终，美术馆把《功甫帖》和其报道放在一起，做成了文献特展。王璜生发现，效果“有点像《蒙娜丽莎》，大家都争着看”。
观众问个不休：到底真的假的？
“‘到底是真是假’把书画鉴定描述为一种客观事实，实际上鉴定是主观意见，即使专家也无共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龚继遂对记者说。一两个月前，他就不再看关于《功甫帖》的“学术争论”。真伪之争并非《功甫帖》争论的实质，争论真正的原因在真伪之外。
阴谋论满天飞
三个月来，“看真”和“看假”自动形成了两个阵营。
大批藏家、拍卖界人士一边倒地支持“真迹说”。体制内专家则倾向于看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传席画国画，也做收藏，他看了上博和苏富比的研究报告，判断《功甫帖》“多半是假的”。《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主任顾村言，身为苏轼书画的爱好者，第一眼就觉得《功甫帖》缺乏苏轼的神采。
学术派专家和市场派人士的鸿沟是天然的。
“学术讨论没有时限，可以永无止境。市场派只能认死理，不然拿什么交易呢？拍卖公司要做生意，真伪是学术问题，我们只负责交易。”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告诉记者。
藏家朱绍良和刘益谦关系很铁，他公开表态：如果刘益谦不堪其扰要放弃《功甫帖》，他愿意接盘，“资金都准备好了”。
按照苏富比的规定，只要有两名以上专家认定是假，买家可以退货。
转手或退货，都不是刘益谦的选择，一方面有苏富比的鉴定和市场派人士的撑腰。另一方面，“我为什么要放弃？它的价值摆在那儿呢。”刘益谦依照的是市场逻辑，“你看它从30万美金到800多万美金，这是真刀实枪的”。
争论很快脱轨，真伪退居次要，互揭“黑幕”成了主题。
上海收藏家颜明质问刘益谦，背后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的张荣德2013年刚刚履新，拍卖《功甫帖》是他到苏富比后首次主持书画业务。2005年，他曾与刘益谦合资创办上海道明拍卖公司并担任总经理，两人关系匪浅，很可能联手造局；另外，刘益谦找来站台的，都是市场人士，而不是体制内专家，这些人可信吗？
更多的人将上博置于靶心，传闻《功甫帖》原出自天津银行家许汉卿家，“文革”时抄家藏于上博，“文革”结束后，钟银兰判定为赝品，退还主人，致使《功甫帖》流失海外。如果是实情，按照国家文物保管法规，上博要承担法律责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鉴定大家徐邦达1992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写过，苏书《功甫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真迹无疑”。而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李路平也向记者透露，有上博内部人员告诉他，《功甫帖》确实是从上博流出去的。
3月26日，上博发布研究报告的同时，反驳“文物流失”阴谋论：上博出示的“退还许汉卿旧藏文物的清单”，《功甫帖》不在其中。
苏富比方面始终不能理解：三位来自官方博物馆的专家，竟以个人名义对个别私人藏家购买的艺术品作出公开评论。到目前为止这是首例。
与官方博物馆何干
2月18日，刘益谦带《功甫帖》上京，举办媒体会，开始一场大张旗鼓的反击。
到场的媒体有140多家，加上各路专家，加起来有两百多人，另有十几名保安散布在人群中。
“我不是来打群架的。”马未都澄清：书画真伪原本是个学术问题，不需要让大众知道，上海博物馆在大众媒体公开质疑私人藏品，是“公器私用”“透支国家信誉”。虽然上博澄清这只是”个人行为”，“可老百姓不这么认为。”马未都说：“公权私用就是腐败。”
“学术报告应该先发在学术刊物上，直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观点，不严肃。”马未都对记者说。
藏家易苏昊搬出条文质疑：“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不能在媒体上对任何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真伪质疑，是一条工作纪律。”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都是国家鉴定委员会成员。
事实上，国家鉴定委员会并没有这么一条“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质疑”，这样的“工作纪律”也没有。准确说法是：成员不得在文物拍卖企业任职；未经许可，不得以本会委员身份执行文物鉴定任务；不得以本会委员名义开具鉴定证书；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无关的个人行为，须自行承担责任。
龚继遂解释，对公立博物馆来说，为公众作鉴定或咨询并不是义务，相反，最好划清界限，这恰恰是为了保护它自身的利益：“艺术鉴定是高度专业和有风险的行业，现在有大量谋利行为，在中国的诚信环境下，官方机构哪有精力去进行无谓的纠缠？”
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一打开，就会跳出来一个窗口，义正词严提示：“故宫博物院在职离退休人员参加社会文物鉴定等公务性活动时，都应获得故宫博物院的书面授权。凡没有书面授权的，均属个人行为，其后果由本人承担，故宫博物院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国际博物馆协会职业道德准则》也规定：“为避免任何受贿嫌疑，博物馆专业人员不应向一位公众人士推荐任何特定的商人、拍卖商或其他人。”
这套准则同时另有一款：对博物馆专业人员应鼓励他们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分享给专业同行与普通公众。
上博的支持者也抬出了看上去很正当的理由：私人收藏品鉴，当然以藏家满足为上，但《功甫帖》被当作重量级文物从海外回归，享受了高额关税减免，还进入美术馆，承担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官方博物馆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争论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
(《南方周末》4.10 李晓婷 朱强 刘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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