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在对待秩序的态度上也不免有令人难解的冲突。在历史上,日本也发生过一些对现行秩序的反抗行动,不过,那些反抗也带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幕府时代,处在大名、将军、武士税赋重压之下的农民贫困潦倒,纷纷反抗。不过,起义也有很温和理性的,诸如只是把请愿书递交到将军或藩主的手中,并不诉诸暴力。幕府受理这样的诉求,作出判决,大约一半的判决结果是农民胜诉。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幕府判决胜诉,带领农民造反的领袖却必须因为对封建忠诚秩序的破坏行为而受到处罚,甚至被判死刑。在刑场上,起义领袖被砍头,农民们默默地围观。无论是遭到砍头者,还是那些围观的民众,都平静地面对这一切。这是法律,也是秩序。
中国早在隋唐时代就建立了科举取士的体制,由此实现了社会身份的流动性。每当皇帝暴虐无道,民众贫不聊生,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就变成道德上完全正当的义举。不过,从日本人的观念看,这种“彼可取而代之”的观念却难以接受。日本人恪守着不同阶级各守本分的信条。天皇被称为“云上人”,无人可以取代。士农工商,相互分离,难以形成阶级之间的身份流动。在日本幕末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看来,这正是日本的优越性所在。
所以,日本人对社会秩序的不满和反抗,就带有一种反抗与顺从兼而有之的复杂色彩。1936年发生的“2·26事件”中,那些狂热的“皇道派”年轻军官为“清君侧”,发动以“昭和维新,尊皇讨奸”为口号的兵变,凌晨闯入首相等人私宅,将这些高官残忍地杀死。面对哭泣的官夫人和一群目瞪口呆的仆人,行刺的中尉居然还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博客天下》2014年第9期 贺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