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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千右腿大腿骨折，当即倒地，疼得发抖。手术时，因为没有麻醉，人痛得晕了过去。
2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收到的一纸诉状，引发社会关注。原告是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矿业做苦役的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被告是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
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律师康健介绍，37名原告中，现年93岁的牟汉章和89岁的张世杰是仅存的当事人，其余都是原劳工遗属。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38953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府通过日本侵略军抓捕、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至少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在日本投降后送还前，共死亡6830名。
塘沽：被枪押着上船
1943年，日伪政府抓壮丁，18岁的张世杰不幸被抓中。第二年6月10日，张世杰清楚地记得，共有60多人被麻绳捆着，赶上卡车，由日本宪兵队押往河北省衡水县。在衡水监狱，每个牢房仅10平方米左右，却要硬挤进18个人。
在衡水监狱待了10天左右，张世杰与别的地方押来的劳工共90多人，被送往衡水火车站，塞进“闷罐车”。14个小时以后，张世杰等人被带到了塘沽集中营。
塘沽是劳工们离开祖国、远赴日本的最后一站。崔广廷也是在这里登的船。
崔广廷1924年出生于河北晋县宿村，1944年10月被抓至三菱公司饭冢矿业所做苦役。
在塘沽吃的，是用发了霉的玉米面做的窝头或饼子，一个2两左右，一天两顿，一顿一个。院里有个水缸，渴了就舀水喝，不少人因此拉肚子，据说是得了痢疾。甚至，有的人没几天就死了，日本人用席子一裹，拖出去就埋了。
崔广廷听说，有人试着跑过，被日本兵打死了3个、打伤了1个。
工地：与老鼠争口粮
张世杰清楚地记得，1944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他被赶上了开往日本的船。那天，塘沽集中营160多人被押上小船，又送到大货船上。
经过十二三天的航行，大货船在日本北九州市的门司港靠岸。张世杰和其他劳工被日本警察押去洗澡、消毒，并穿上绿军装。随后，又坐火车又走路，直到一个偏僻山坳的木棚子前才停下来。
住下的第二天，张世杰等人就被派活了，要求他们码齐铁质废品。劳作中间，带工的日本人还跟大家讲井下挖煤的方法，同时教大家几句日文，比如“危险”“大木头”“小铁镐”“气钻”等等。这些都由劳工中一位懂日语的人翻译，人称“张翻译”。同时，日本人规定不准叫劳工名字，必须用四个字码的代号，就像囚犯一样。张世杰的代号是“7744”，日本话读作“那那永九永”。
每天早晨5点，电铃一响，劳工们就要起床集合。早饭3个馒头，再发午饭的两个馒头，每个人用四方的红绸子包好带到坑下去吃。
“没想到，坑下有特别大的老鼠。”张世杰用手比划着，约四五十厘米长，“馒头都给它们吃了。”为了防老鼠，大家不得不将馒头带在身上。甚至，有的人一到坑下就把馒头吃了，省得干活时不方便。
奴役：视人命如草芥
张世杰所在的三坑300多名劳工中，病死、饿死，因延误治疗而死去的工友，大概有十几个人。
崔广廷直到去世，左腿里还有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煤块。在日本劳作时，中国劳工被煤块砸中，根本没人管，只能等到出煤窑、收工以后，自己用水冲洗一下，让伤口自行愈合。
比崔广廷更惨的是，刘千的大腿被打折了。到三井一年后，有天晚上快收工时，刘千因为太累，起身想直一下腰。日本监工坂山认为刘千偷懒，直接把身旁劈木头的斧头甩向刘千右腿。
刘千右腿大腿骨折，当即倒地，疼得发抖。半夜收工，刘千被工友们背回工棚。第二天，才被带到一个诊所绑在床上手术。因为没有麻醉，人痛得晕了过去。
挖煤要用炸药，放炮炸煤后，坑内粉尘很多。为了赶进度，不等烟尘散尽，日本人就逼着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劳工进洞干活。大量粉尘吸入肺中，渐渐地，好些劳工都感到身体乏力，喘不过气来。他们大部分得的是痨病（肺病），得病以后，不能活动的病人被并到一个屋里。“生了病，馒头还少给2个，也没有药吃。劳工之间不能随便串门，尤其看病人更不被允许，如果被监工看见，轻则挨骂，重则挨打。”张世杰说。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至11月，崔广廷等人跟着劳工队长牟汉章，从驻地坐汽车到福冈上了美国人的船回国。崔广廷记得自己下船后躲过了国民党的招兵，先坐火车再步行，才到了自己家。
刘千直到回国，依然拄着拐杖。刘千的兄弟赶到县城接人，男人们哭作一团。
(《文汇报》3.14 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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