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研究慎用统计方法

    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中使用统计方法，不仅具有科学性，亦极有说服力。但统计方法在这一领域内的使用要慎重，因为人文学是精神学，它主要涉及到对意义的理解问题，因而在统计的过程中，如果过于机械，往往就会出现诸多问题。

    例如，有学者通过统计《论语》中“仁”字与“礼”字的多少来判定孔子思想究竟以“仁”为中心还是以“礼”为中心，由于《论语》中共有109个“仁”字，而只有79个“礼”字，于是便得出了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不是“礼”。这就暴露出了统计方法之于人文学的机械性和貌似科学的疏漏之处。众所周知，《论语·乡党篇》通篇都是在讲“礼”的，但并没有一个“礼”字，因此“礼”这个字在《论语》中的统计数字“79”就不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从而与之相关的结论就很令人质疑。

    据说美国有一位汉学家，统计到《红楼梦》中的“裹足”为零，从而认为小说中的女子都是“天足”。而实际上曹雪芹笔下的晴雯、尤二姐、尤三姐等皆是三寸金莲。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词语的意义即被使用。词语的意义与其语境捆绑在一起，因而所搜索到的即使是同一个词语，其具体的含义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简而言之，作为艺术的人文学毕竟不是科学，它不像工厂车间内的标准件可以精确计数，而是需要将其放在具体的语境之中解读，因而统计方法固然在具体条件下可以使用，有时候甚至很有说服力，但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否则，很容易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结论来。

    （《社会科学报》3.27 张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