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

    从“亲亲互隐”看家国关系

    温海明在201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说，家与国的冲突是“亲亲互隐”（孔子认为家人犯罪不应检举和举证告发）和“窃负而逃”（传说中的帝王舜，其父杀人，舜负其而逃之海滨）这类伦理困境的根本问题。儒家认为，“国”建构在“家”之上，所以孔子让父子相“隐”，孟子要舜逃“国”护“家”。如果要求人们不顾“家”去检举和举证告发家人，那么这样的“国”法不值得尊敬和遵守。“国”法不当破坏以父子为根基的人伦秩序，所以即使假设舜父杀人，孟子还会提出让舜逃离可能以公正和正义的名义杀死其父亲的“国”。可见，在儒家的家国关系中，家庭意识是立国之本。今天反思这种伦理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家国之间的紧张中寻找一个中道的平衡点。

    明清江南的“蠹吏”

    冯贤亮在2014年第3期《学术月刊》上说，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全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极为繁难。州县衙门中庞大的胥吏群体，对于地方社会与王朝统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但因胥吏出身低微而且长期以本籍身份承担本地行政工作，多被流动性极强的州县官员们视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他们在州县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与其腐败堕落是同时并存的。地方官必须依赖这个群体在有限的任期内，完成朝廷要求的催科抚字之重任，因而衙役们的豪横及其腐败贪虐行径，更难被有效地抑制或消除，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衙役层的滥用权力和政府腐败的产生。可以说，差役借势扰民，胥吏舞文乱法，是明清两代中国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情形，也是中国长期的历史性问题，这对我国当下基层治理具有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