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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清室开始大规模筹备逊帝溥仪的婚礼，为了维持“朝廷”的“尊严”和满足皇室的享乐，他们欲将奉天的《四库全书》卖给日本，遭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1912年2月，溥仪退位。民国政府每年拨给小朝廷400万两白银，后改为400万元。但由于逊清皇室任意挥霍，内务府人员经常中饱私囊，所以小朝廷时常入不敷出。而且，民国政府所负担的经费，也往往因为财政困难不能如期按数拨给。
债台高筑 拍卖宫中古玩
溥仪不仅维持了旧有的“御膳房”，而且还增添了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两处膳房每月的花销高达1300多元。1921年以前，内务府公布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项,每年就要87万多两白银。据说每年小朝廷的总开支都不少于360万两。
钱不够用，溥仪命人拿宫中的宝贝做抵押向商号、银行借钱。逊清皇室用这种方式共借款超过100万元。后来，“小朝廷”认为这是个赔本买卖，于是开始积极筹款，即拍卖宫中的金银、珠宝、古玩。还于1922年1月，刊登了一份公开出售珍宝古玩的招商广告，引来京师银行、富商大贾，甚至是外国驻华使馆洋人的注目。
筹办婚礼 欲卖《四库全书》
1922年，清室开始大规模筹备逊帝溥仪的婚礼，决定按照同治帝婚礼的规模来办理。溥仪要求典礼处大婚用款不准超过30万两，如若超过此数，朝廷就不再拨款。
但是，按照内务府最后的计算，即使一切从简也需要50多万银元。不得已之下，内务府派人去总统府，恳求民国政府拨发拖欠的岁银使婚礼能够正常进行。民国财政部写了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民国的经费实在困难，所以才导致优待岁费不能按时拨发，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中拨出10万元以供使用，其中两万，就算是民国的贺礼了。这10万元仍然不能满足溥仪大婚的花费以及偿还以前的债务。为了维持“朝廷”的“尊严”和满足皇室的享乐，他们将目光盯上了《四库全书》。
1922年3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奉天的《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日本。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巨大的丛书，乾隆年间完成。当时共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在北京紫禁城、圆明园及奉天、承德、杭州、扬州、镇江七处。由于清晚期的多年战乱，到民国时，《四库全书》仅剩下四部。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1914年，民国政府把藏于奉天的一部运来京师，存放于故宫保和殿内。
逊清皇室欲将奉天的《四库全书》卖给日本的消息刚一传出，马上就受到了各界的舆论谴责。1922年4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马衡等七人发表声明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他们还强烈要求政府迅速派人查明此事，并将《四库全书》从保和殿转移至其他适当的部门，妥善保管。
由于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逊清皇室出售《四库全书》的企图没能得逞。
“赏溥杰” 私运书画出宫
溥仪为了要对宫中的藏品摸底，从1921年起，就指派清室内务府大臣和帝师清查各宫室的陈设和文物。
1922年9月开始，到1923年1月，溥仪几乎每天都会调阅书画，一饱眼福之后就钤印“宣统御览之宝”，然后塞入两个黄包袱中，通过其弟溥杰的手偷运到宫外，这就是所谓的“赏溥杰”了。当时的溥杰虽在宫中“伴读”，但住在宫外，拥有正常出入宫门的条件。
清查文物时已经对清单上每一卷轴、每一册页、每一函古籍，都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质量最好的画五个圈，最差的画一个圈。一开始的时候，溥仪是几天“赏溥杰”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是每天都要赏赐，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杰每天带走的书画卷册，都是从画了五个圈的物件中挑选的。这些典籍与溥杰上课用的课本尺寸相似，溥杰就把它们混放在课本里，用黄色锦缎包好，再带出紫禁城，从未引起过守卫的怀疑。
如此持续了大概5个月之久，包括北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内的清朝历代皇帝收藏的稀世书画珍品共1300余件被偷运出宫，暂时囤积在什刹海银锭桥附近的醇亲王府中，后都慢慢地被秘密转运至天津。
1922年，溥仪听大总管张谦和说乾隆帝在世时，把喜爱的数万件国宝封存在建福宫内，他当即就命御前太监引往建福宫，发现大门封条又厚又脏。可推开门一看，屋内专用收藏箱摆放得极为整齐，箱子里装的都是乾隆帝在世时鉴赏过的宫廷藏品。建福宫中的宝物得有数万件，而且都是奇珍异宝，从此，溥仪常常把玩这些国宝打发时间。
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溥仪传口谕命内务府从建福宫中挑选古玩、字画装满百箱，越洋赈灾，还美其名曰：“百箱的‘百’代表百废待兴，就取这个吉利数字吧！”
可好景不长，1923年6月的一天晚上，一把不明大火将建福宫连同无数珍宝秘籍悉数烧尽。
(《法制晚报》4.1 肖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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