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书籍在中国的历史际遇

    法国书籍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产生影响，是迟至19世纪后期才有的事。

    在这方面，严复是最具有标志性的先驱。作为清末改良维新的代表人物，严复所译的法国启蒙主义作家孟德斯鸠巨著《法意》（又译为《论法的精神》），一直是清末改良维新派的启示录、教科书，其中“三权分立”的国家学说，则一直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与严复的译述工作大致同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1898年也部分译介到了中国，其“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政治学说，则在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反响，辛亥革命时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理想，对后世的影响之深远，实在难以估量。

    不言而喻，在意识形态中，文学是最有活跃传播力的“尖兵”。1897年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作为“第一只燕子”飞到了中国的人群中，而译者林纾也成为中国译介法国书籍并大获成功的第一人。

    林纾之后直到民国时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法国书籍主要是法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如雨后春笋，从事译介法国作品的译者愈来愈多，其中实不乏在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界代表人物：胡适先后在1912年、1914年译出了都德著名的爱国主义小说《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鲁迅于1903年译出了雨果《悲惨世界》中的部分章节《芳汀》（译名为《哀尘》）；陈独秀与苏曼殊则译出了《悲惨世界》的更多章节（译名为《惨世界》），等等。随着游学法兰西的学子纷纷东归，直接从事法文翻译并以此为主业的职业翻译家也愈来愈多见，其中的佼佼者有梁宗岱、傅雷、李健吾、焦菊隐、陈占元、王了一、盛澄华等，他们在翻译业绩上都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由于他们的努力，被译介的法国作家人数大大扩充，被译介的法国文学杰作名著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法国书籍的中译本像蒲公英飞絮一样飞落在中国人的书架上，以至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识这些法国文学大师与他们的名著佳篇。

    新中国成立后，以引进而言，凡是法国文学史上曾经留名的重要作家，都已经得到更大程度的翻译介绍，重要作家作品在过去时代没有译介的，现在都已补齐，几乎不再有什么遗漏，而重点作家则都出版了全集或大规模的文集，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集》、二十卷本《雨果文集》、大型《萨特文集》、《莫里哀全集》、《卢梭全集》、《加缪全集》等等。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对法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显著的例子就是七十卷《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的出版与完成。一个国家对当代另一个国家文学的了解与译介达到如此迅速、如此系统的程度，达到如此可观的深度与如此大的规模，实属不易，即使在当代最先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也是很罕见的。

    再以出版发行而言，在新中国时期，法国书籍的印刷发行量，据粗略估计，足有数千万册之巨。以具体的单本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就已销售了一百七十余万册，雨果的大部头名著《悲惨世界》也销售了六十余万套，甚至史学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也销售了十四万多卷，仅以此三例，即可见法国书籍在中国拥有读者之广、读者之多。在一个文明古国，在一个正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世界大国，法国书籍有如此的历史际遇，我相信是值得法国人骄傲的一件事。

    《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的入选，使我们想起中国人在过去困顿艰难中上下求索、寻求出路的历史。十部法国书籍的名单是历史的观照，是中法两国人民思想共鸣的佐证，《悲惨世界》的入选，表明一个存在着祥林嫂、祥子、春桃、月牙儿、三毛这样的悲惨者的国度，对雨果笔下芳汀、珂赛特、冉阿让、加弗洛什的故事有多么普遍而深切的同情，对作者那种磅礴的人道主义激情是多么景仰并深有同感。这份名单是中国人精神坚守、精神追求的记录，《约翰·克利斯朵夫》主人公那种不向恶俗世道低头、坚守自我尊严与骄傲的倔强性格，却成了在恶浊社会环境中抗争的好几代中国青年精神坚守的榜样。《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史学专著，它以高票当选，充分反映了中国人对社会历史的求知热情与对历史规律、历史动向执着的思索。这个名单也反映出中国人的读书品位，《红与黑》的高票当选，说明作者所期望的“少数幸福读者”原来在中国着实不少，中国人的确读懂了时代巨变之际两种不同价值标准在青年人身上的冲突，并有深切的感受，同时中国读者也十分赏识作者那种颇有现代性的心理描写艺术。这个名单作为公众投票的结果，当然带有“大众口味菜单”的色彩，其中就有《茶花女》《基督山伯爵》两部带有通俗文学性质的作品，这表明大众对意义浅显而叙述十分引人入胜作品的青睐，当然，这也合乎文艺首先要使人喜闻乐见这一根本之道。

    （本文作者柳鸣九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评委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