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至1979年，冯骥才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式写作”，从这里步入文坛。

    序

    我的第一部长篇、第一部中篇、第一个短篇都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还是“文革”后第一个在人文社——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拿到稿酬的作家呢。我是从人文社进入文坛的。

    数年前，我是拿着一大包粗糙的、不像样的稿子走进朝内大街166号的。那时，我连修改稿子的符号和规范都不知道，是老作家和编辑们一点点教会我的。我心里珍藏着很多感人的材料和值得记着的人物。

    我写它，已非一种怀念，而是为了让今天的我从中对照自己，看看自己是进步还是退步了。科学的历史不断进步，社会的历史却不一定；所以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它不能被忘却，或者说历史的意义是它可以纠正现实。

    人文社领导要见我

    1977年的春天，那是“文革”后第一个春天，忽得消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要从北京来天津见我和李定兴，李定兴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的合作者。

    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换块牌子就是国家文学出版社。我读过的中外名著和文学经典差不多都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名，它能瞧上我们这两个从未沾过出版边儿的在野的人物？

    文学原本并不是我的理想，我从小的梦是绘画。六十年代末，几个画画的朋友拉我去为天津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组写脚本，与资深编辑李定兴结识为友，闲话时聊起了都感兴趣的义和团。天津曾是义和团翻天覆地的中心，当时距义和团事件不过六十多年，一些亲历者还活着，义和团那股子气儿还热乎乎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俩决定用小说方式写义和团，经过几年努力，写成之后已到了“文革”终结的1976年。我们就把稿子打印成厚厚的两册寄给人文社。如果说心里抱着什么希望——那只是在寄出去之前还有一点，寄出之后便没根了，一片空茫，好像没写这东西一样。

    人文社要来人的消息——正是在这一片空白中出现的。

    人文社的领导是专为听意见来天津的，也为见见我们两位作者。这位领导叫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

    “借调式写作”的幸运

    由于我不曾涉足文坛，没听说过韦君宜的大名，乃至那天她走后也没记住这个生疏的名字，只记得她的姓有点特别。

    征求意见会由人文社小说北组副组长李景峰一手操办。开会的地方是借一家工厂工会简易的小会议室。二十来人围一张桌子，一多半人抽着烟，桌子上两个暖壶一堆玻璃杯，有的人还在翻看书稿，进屋时都抬头打量我们，我很不自在。李景峰是一位三十多岁、皮肤有点苍白、和善又勤快的男人，东北口音，后来做了《义和拳》的二审编辑。会前他把我们介绍给韦君宜——一位矮小、瘦弱、不起眼、五十多岁的女人。尽管她没有领导派头，我却挺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可是韦君宜好像也紧张，话不多，很少看我一眼。只记得坐在那里等着开会的时候，问我是否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是“文革”期间唯一出版的历史小说了。我说我读过，还说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老舍的小说，还有巴尔扎克和俄罗斯文学，她小小又圆圆的眼睛在镜片后边闪了闪亮。

    会上那些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已没有印象，好像好话多，座谈会的气氛很好。散会后韦君宜有点高兴，她说你们的小说基础不错，但距离能够出版还很远，最好住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可以得到编辑的帮助。

    借调式写作——现在绝没有这种写作方式了。

    “文革”时期名作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出版社没有稿源，于是就从一些无名的业余作者中发现有希望的苗子，这些苗子都没有写作经验，便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写作、改稿。吃住都在出版社里，吃的用的自己担负，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对于热爱文学的人，能被选中并脱产写作，便是无上的幸运了。当时出版没有稿费，写作也算是一种“政治任务”，所以要通过组织来借调。这对于我，是不是一种“好运临头”或潜在的命运的改变？尽管当时还看不见任何的迹象。

    人文社领导居然没生气

    随后，我送韦君宜和李景峰去车站回北京。人家老远地跑来一趟，按礼节我应请她吃点什么，可那时兜里发窘，只好带他们到劝业场后边去吃那种纯粹本地老百姓的饭食“锅巴菜”——一种带卤汁的绿豆煎饼条。这种大众的小吃店要先买竹制的饭牌，然后排队凭牌去拿饭。这里人多，凳子少，人们都是先找一个凳子，拎着凳子排队取饭，韦君宜不懂这里的俗规，见有个空座位就坐上去，不想这座位有主儿，人家去拿筷子，桌上还放一碗刚取来冒着热气儿的锅巴菜，一见韦君宜占了座位，便大吼大叫。这人一看就是个悍妇，长相蛮横，人也厉害，韦君宜慌忙站起来躲开，她还不依不饶，将韦君宜吓得吃惊地张着嘴。我忙上去又道歉又解释，那女人嘴里依旧不干不净地叨叨。

    待我给韦君宜找来凳子，取来锅巴菜，她吃了半碗就吃不下去了。不知是不爱吃还是给吓的。我一直送他们上了火车，她也没怎么多说话。

    回来之后我就犯起嘀咕，我想我把事弄砸了，干吗不请他们去个小馆子弄两个炒菜？这一来说不定把人家得罪了，借调写作的事可就泡汤了。万万没想到一周后李景峰把电话打到我所在的单位，用他那种带着东北腔的高调的嗓门在话筒里说：“我们领导挺欣赏你，催我去你的单位办借调，我明儿就去天津。”

    人文社领导居然没生气，她这么好。我喜出望外，立即准备赴京。我拿到的地址是：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此生活近两年的地方。

    (《凌汛》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1月出版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