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文版出版。本书面世后,被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誉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前不久,易社强来到北京,记者采访了他。
记 者:此前,我曾经读过《欧洲大学史》,大致就是说西方的大学从诞生就有通才教育,并一直持续。您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里面也提到了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成功,您自己在美国受到的是通才教育,那么,您如何看待通才教育?
易社强:可能是跟我自己也受过通才教育的背景有关,我认为,如果你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你要的就是培养一些专家,就是范围很窄、知识很专的一些人,像苏俄的那些高等教育制度,森林大学、轻工业大学,都是非常专业化的。那是对通才教育的否认。
通才教育和富国强兵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个国家各方面的人,包括国家的学术界的领导、政治界的领导、各方面的领导,都要经过这个大学制度,都是从大学毕业的人,通才教育能开阔这些领导人的视野。比如,一个人想要修建长江三峡的一个水坝,他都需要考虑到些什么问题?如果他只是学工科的,他考虑的是这个水坝能够不能够修建起来、发电量有多少等等,他会不会考虑到这个水坝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对住在那个地方的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等等。他所受到的教育,也许不能把他的视野带到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那个境界,而是只让他考虑到一些范围很窄的、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那个人的资格够不够决定这个水坝应该不应该建?我认为不够。你看,现在一些国家的领导们,他们的教育水准比二三十年前高得多,越来越高,但是他们的世界观是不是受过通才教育的世界观?他们的范围够不够宽?他们会不会考虑到他们的专业以外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通才教育最后还是跟富国强兵有关。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使大家的生活比较充实,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爱好?也就是因为我受过通才教育。我认为我的生活如果没有那一部分教育就会欠缺很多。
记 者:有的学生学理工科,后来转到人文科学,相反的例子也有,您对这点还是充满赞赏的。
易社强:中国那个时候的大学只有几万人,占人口总比例少之又少。中国的经济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中国需要的东西也有限,有的人说通才教育在原则上很好,但那是一件奢侈品,比如在美国那样一个很发达、很富裕的国家里,可能你应该坚持,但是中国不能够,我们现在还不需要那个奢侈品。
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受过通才教育的人对国家有好处,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受过通才教育的人,因为我们看过没有受过通才教育的人怎么治国,比如蒋介石,他有能力,意志坚定,也是爱国的,但是他的世界观是直直的、窄窄的,如果他受到了一点通才教育,或者如果你把一个蒋介石,再加上一个蒋梦麟,那就是国民党里面很理想的人物。
记 者:蒋介石读过军校。
易社强:是,所以你看看在中国有两种人,解放以后治国的,一种是中国最低层的,就是参加过一些农民运动,参加过抗战、内战的那些人,还有的人就是受到过专门教育的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发展很快,如果掌握权力的人没有学过那么多工程,没有学过那么多经济管理,都学过一点人文科学、哲学,在他们评估那些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工程的时候,也许会慎重一些,也许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减少一些损失。现在,环保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有的人还只顾拼命地发展经济,环境问题转到专门的环保总局,他们有他们的范围,我们不管他们,他们不管我们。分工太专业,结果是导致工作做得不理想。
(《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2期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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