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
张维为在3月24日《光明日报》上说,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谨慎探索,尊重事实,不断试错的改革方针符合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情。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中国坚持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中国坚持了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断纠错,持续渐进。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全面崛起。
对“日知世界史奖”的不同看法
王瑞聚在2014年第1期《衡阳师范学院学报》上说,日知先生从60年代受部分苏联学者的影响,深陷“苏联学术窠臼”之中,不仅相信中国先秦时代也有民主政治,而且认为其民主政治程度比之西方古典民主政治不仅绝无愧色,而且还要丰富,还要典型。有学者指出,日知先生的理论“在学界颇受争议”,“在中国史学界属于非主流观点”。日知先生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认可。笔者则认为,日知先生的理论不是接近真理,而是趋向谬误,这样的学术研究并无多少积极价值可言,它只会起到在学术上混淆视听、贻误后学的作用。凡是以人名设奖者,都理应事先明了或梳理该人的成就或贡献,并为之定性。如果是学者,最起码应该判断出其学问即其学术成就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决定设奖与否。否则,一旦贸然设奖,将来可能会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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