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每次发言，会被浓缩成一二百字，几乎不会超过6行。人大代表发言有的稍长，但也高度凝练。而在这6行字之外，却是热气腾腾的会场。
与外界对于人民大会堂里动辄“掌声雷动”的印象有所不同，两会的多数时候其实是听不到掌声的。掌声通常只在开幕、闭幕等全体大会时出现。
近3000位全国人大代表和20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两会时间，基本不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而是在各自的驻地，在只有十几人或者几十人的小组里度过。在这些小组会上，他们分别完成对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工作报告的审议或讨论。
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
仅就记者所见，“抢话筒”是常有之事，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发言会先说一句：“终于轮到我了！”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形容，如今流传着许多调侃代表委员的顺口溜，比如“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就他所见，远非这么简单。开会时热到一定程度会“火花四射”甚至“火星直冒”，“极端情况下的‘擦枪走火’，我也曾目睹”。
今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樊芸，在全团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问题。
去年，具有专业背景的樊芸从预算报告的字里行间捕捉到，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执行数比预算数多了3600亿元，这笔钱比有些省份的全年财政收入都多，却找不到它的去向，游离于人大监管之外。全社会关注的“三公经费”，也零星散落在报告各处“捉迷藏”。她不客气地说：“这有点挑战人大代表的智商。”听会的财政部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部里，次日财政部又派来一位司长与她交流。
两会上，有些代表委员虑及所谈问题之“尺度”，会提示在场的记录员：“这个你们就不要写了。”
有一次，在谈起一个复杂的民族问题之前，一位政协委员环顾四周，小心翼翼问了一句：“记者们都走了吧？”
也会有人强烈要求将自己的某句发言“写进简报”。去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委员表示自己面对一份报告“真是振奋不起来”。他用了很长时间严肃地批评某些改革成绩较差，当场提出，希望这个意见“能够写到简报里去”。
今年政协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指出，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小组会最值得旁听
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到场听会，是两会的一个惯例。每当此时，政协就举行较大规模的界别联组会议，人大代表团则举行全团大会。
今年，大会秘书处安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国家邮政局副局长等领导列席政协民进界别的会议。据朱永新透露，得知名单之后，委员们感觉“不过瘾”，向大会秘书处提出紧急建议。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协调，教育部、文化部又派来了几位司长。
许多官员同时兼任代表或委员，一些独特的现象也由此产生。有一次，中国气象局的前任和现任局长都是科技界别的政协委员，而前来列席的中国气象局领导是一位副局长。委员们开玩笑说，难道现任局长、老局长给副局长提意见，然后副局长再带着这些意见回去，请示局长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一次专题询问中，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严以新问到科技部打算怎样切断科研经费与科研人员灰色收入的关联时，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回答他：“感谢你提出的问题，也给我一个机会报告。”
在那一刻，他们之间无上下级之分，只有人大与政府的职责之别。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更值得党政官员来听的是小组会。清华大学教授孟安明委员觉得，小组会上的发言更“深入”。联组会的时候，“记者比较多”，而且“对领导要尊重”，大家讲话会“温柔”一些。
孟安明希望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到各个小组旁听，否则大家在小组里就是“各说各话，自说自听”。
发言的质量有高有低
代表委员发言的质量有高低起伏，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引人入胜。百无聊赖时，有人会走出会场散步。一些学者会打开电脑，聚精会神读学术论文。
葛剑雄指出，由于部分委员照本宣科，又缺乏含金量，导致有些同组委员宁愿在走廊里喝茶聊天。如此，以至会场空位较多，工作人员不得不督促他们回到会场。
今年的一场联组会议，有位部长列席。按照规则，每位发言者不超过8分钟，大家争分夺秒，以极快的语速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一位委员的发言却令场内响起窃窃私语声。
她一开口就进入“舞台腔”，首先自我介绍，包括某“办公室主任”等几个兼职头衔，某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中学，曾在某国做访问学者，甚至提及自己年轻时参与拍摄的电影。这位委员的发言总共历时5分多钟，开场白用时大约一分半。
在两会上，官员与代表委员之间的角色，颇值得关注。高层领导到团组开会，主持人会特地介绍他们的身份为“代表”，然而总有人无法忘记他们的职务。
2012年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最后一年。在告别这个舞台之前，时任政协委员的原电监会副主席邵秉仁说，利用最后的机会，自己有个想法要“一吐为快”。
他说，有领导到场时，很多人发言就必称“尊敬的领导”，高层领导来列席时，发言者需要事先写好稿子，以供审查，此举也毫无必要。“既然相信这些人有资格做政协委员，为啥不能想说啥就说啥？”
同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到山东代表团，听到地方官员要“汇报”工作，当场劝对方“另外找时间”。据记者所见，至少在最近两年，客套话难免，但“尊敬的领导”明显减少了。而担任了多年政协委员的葛剑雄说，委员们讲话要自由得多。
（《中国青年报》3.19 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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