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遗嘱出自谁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非孙中山的原话，而是从他的政治遗嘱中提炼出来的。那么——

    孙中山遗嘱的订立过程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1.汪精卫临时草拟 根据汪在《“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提案》所作的说明，1925年2月24日，汪精卫同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4人一起到孙中山病榻前请求订立遗嘱。汪精卫说：“去年1月1日先生由天津进京时吩咐过几句话，他积四十年革命之目的，是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除这句话以外，先生此时还对我说明革命的方法，要特别注重两点：第一点是唤起民众；第二点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听了他这几句话，就马上把它记下来，因为时间紧急，又在他面前写起的缘故，所以所写的字，很是草率。读给先生听过，他点头道：好呀……我们原想即时就请总理签字的，但孙夫人在房外，正在哭声很哀，总理就说：你且暂时收起来罢，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我们因此不敢再请总理签字，就把这张遗嘱折好，放在衣袋里，退了出来，随即到政治委员会报告。”

    2.汪精卫提前拟定 孙科是订立遗嘱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据他回忆，在孙中山谈及遗嘱要说些什么时，汪精卫答曰：“我们已草就一稿，想读给先生听，先生如同意，就请签字；如不赞成，则请先生口述他语，我可笔记。”于是汪精卫乃将预写之遗嘱稿逐字读之。“先父甚感满意，这就是现在的《国事遗嘱》。另备有《家事遗嘱》一纸，读罢，亦表满意，惟尚未签字。”

    3.孙中山口授 根据何香凝的忆述，以及《向导》周报关于孙中山病逝后的北京通讯，都说遗嘱是孙中山在病床上口授，由汪精卫当场笔录。何香凝说：“记得是二月二十二日，我们和孙先生谈立遗嘱的事，到了二十四日，遗嘱已经全写好了。预备的遗嘱共有三个，一个是国民党开会常念的那个，由孙先生口述，汪精卫在旁笔记的；还有一个是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无论订立过程如何，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于逝世的前一天在遗嘱上签了字。

    内 容

    遗嘱分三份，一份总结40年来革命成果，并为日后的革命指明方向，即《国事遗嘱》；一份交代身后家事，即《家事遗嘱》；还有一份《致苏俄遗书》。一般提到《总理遗嘱》多指第一份《国事遗嘱》。

    《国事遗嘱》原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三月十一日补签）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笔记者 汪精卫

    证明者 宋子文 邵元冲 戴恩赛 孙科 吴敬恒 何香凝 孔祥熙 戴季陶 邹鲁

    影 响

    孙中山遗嘱的订立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件大事，这从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对待遗嘱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孙中山逝世后两个月，即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5月25日，进一步接受孙中山遗嘱为训令。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将接受孙中山遗嘱作为专门的一项议程。全场代表一致无异议通过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议，在接受遗嘱案之下，添加“凡我党员，如有违背遗嘱或曲解遗嘱者，作叛党论罪”字样。虽然有代表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表决中还是以大多数代表同意获得了通过。在一定意义上，孙中山遗嘱具有了约束党员的法律效力。

    国民党专政期间，“恭读《总理遗嘱》”成为许多集会、会议与典礼开始时的制式程序之一。1926年6月18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就有一则关于《影戏院开幕前，须先映总理遗像遗嘱》的通告。

    然而凡事总有特例。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张东荪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法制晚报》3.11 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