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哲学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
郭世平在2014年第1期《苏州大学学报》上说,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在本性上是政治性的。城邦政治为理性哲学的产生提供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公共领域,其典型体现是公民大会和“公众集会广场”。城邦所有公民都有同等资格和机会成为公民大会的成员,话语的基本形式是相互的论辩,话语的力量来自话语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围绕话语本身的“说服力”而在智者和理性哲学家之间展开的论战正是理性哲学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基本条件之二是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基本条件之三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城邦本身。城邦的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城邦的共同善是城邦的最高价值。正是维护城邦的生存及其价值的政治需要促成了理性哲学的诞生。
殷商的祭祀宗教与西周的天命信仰
陈来在2014年第2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三代古巫的记载出现在文字产生之后,这时中国文化已经历了原始发育的很长一个过程,神灵的观念早已出现,献祭媚悦神灵的行为已成为文化——宗教的重要形态,原来部落的公共巫师已转变为祭祀文化结构中的一个角色,早期的巫觋文化已经演进为祭祀文化。殷人虽有至上神的观念,但处在自然宗教的多神信仰阶段。殷人已经有天命或类似的观念。事实上,周人与殷人的不同,并不在于周人是否有天命或类似天命的观念,而在于他们对天命的整个理解都与殷人不同。在西周的政治思想中,天意已经被民意化,天命在信仰形态上虽然仍具有神学特征,但在内容上则反映了政治民本主义,使得西周政治开始远离神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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