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没有宗教,尤其是儒家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一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称之为“儒教文明”的国家。
上个世纪80年代,任继愈坚持在宗教的意义上使用“儒教”这个概念,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儒家也有关于创世论的思想,就以为它是儒教;不能因为有些儒学哲学家有宗教信仰,就认为儒家是宗教;在封建王权独尊的历史背景下,儒家也没有演变为宗教的条件。
如果说一定要使用“儒教”这个概念,我的主张是从教育的意义上来看待它。儒家指的是一个教育团体的意思;儒学一开始建立的也是一个教育阵地;儒教指的应该是用儒学思想来教化大家。但是这与宗教的意义都不相同。如果儒家要成为宗教,那么就应该把孔子打扮成为教主并加以神化,但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儒家的名教思想也只是一些道德伦理而不是宗教教义;儒学吸收了很多宗教思想确实不假,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儒学的宗教化。西方学者用“儒教文明”作为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标识,应该理解为儒学教化了这个地区的人民,而不是儒学是宗教的意思。
我不大同意有些人说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性十足的自足系统。事实上,它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机能和适应性较强的文化系统,对于外来文化的传入和别家思想,儒家思想往往能够经过逐步融合而加以消化。它的民本主义思想,特别在社会变革的转折关头,对专制君权多少会起到一些抑制和抵消作用。在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些思想也是有帮助有价值的。所以说,孔子和儒学都有积极的一面。
(《深圳特区报》3.3 李锦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