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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拥堵不堪、住房供不应求、公共交通难堪重负——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各种烦恼。于是，限行、限号、限购、限贷、限流……“限字诀”在各地轮番出台。然而，问题解决了吗?“限象”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限”了之后，问题依旧
一项由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运行报告显示，2013年北京全路网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车1小时55分钟，比上年每天多堵25分钟。这意味着，实施交通限行政策已3年的北京，拥堵形势不仅没有明显改善，反而进一步严峻。
2011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出台包括汽车限购、尾号限行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随后，广州、天津、成都等城市接连出台类似政策，以期缓解日趋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但形势并未因此改善，“以摇号限购等方式控制机动车总规模上升，充其量不过是推迟交通系统‘堵死’状态到来的时点；中心区大幅提高停车费标准，也只能起一点有限的缓解作用。”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
除了限行，还有限购。全国40多个城市已先后出台限购、限贷、提高房贷首付比例等具体措施，以期缓解住房供需矛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然而，客观现实却是，去年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除温州外69个同比上涨，最高涨幅达到21.9%。
“限”字并非万能
“限招”频繁使用，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误伤部分刚需消费者，同时可能会积累更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从近期少数热点城市又有“地王”出现，并呈现住宅成交量上升和房价回涨的势头看，现有调控政策主要是基于以户籍限购和房产交易税为主的短期政策已呈现明显缺陷，一旦“被微调”，就有可能会出现房价反弹甚至暴涨局面。
“限购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分析指出，限购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控制房价大幅上涨的作用，但也影响到了一部分改善型需求。贾康委员认为，政府念起“限字诀”当慎之又慎。
“限字诀”转向“费字诀”
当“限令”不断出台时，一个新的动向也引起关注：一些城市的管理思路，正从念“限字诀”向“费字诀”演变。去年秋天，一则关于“北京、上海正在研究征收拥堵费”的消息，引起了两座“大堵市”市民的普遍关注和担忧。
“不能一出现问题，就让市民埋单。”有网友说。
“对市场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部门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设限、收费这样的城市管理方式，显然与当前我国简政放权、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相距甚远。”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说。
谁来给“限令”下限令
靠“限”来管理城市是否妥当，成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聚焦的一大话题。由于“限”带有极强行政干预色彩，因而引发是否公平的讨论。
蔡继明教授说：“即使有些限令的效果是好的，但限令毕竟是一种行政干预。应当说，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必要的行政干预，但是，行政干预不能代替市场规律。”
代表委员认为，面临特殊阶段的发展难题，政府在发挥管理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患上“限令依赖症”，杜绝“限象”长期化、制度化的倾向。在政府主导之下，更需要引入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来更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大学法学教授杨震说：“与其频繁出台各种限行措施，不如老老实实地反思现行城市规划和道路设计的缺陷，扎扎实实地将精力和财力花在公共交通的发展上，花在交通规划和道路建设的补课上。”
周文彰委员认为，我国出台限行、限购的城市，都是人员密集度高、城市功能过于集中的地区。应借鉴欧美经验，大量建设卫星城，将主城区的功能分散，从而减少主城区交通和住房压力。贾康委员认为，从长远看，只有实现了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形成错位互补的城市集群，才能破解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带来的“大城市病”难题。
（《新华每日电讯》3.4 王宇 华晔迪 刘奕湛 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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