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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结束后，21名美军战俘没有接受遣返。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他们中的多数返回了家乡，但仍有4人在异国度过余生，遭遇各不相同。
21个美国兵奔赴中国
1953年7月26日，历时两年的朝鲜停战谈判尘埃落定。然而，双方互换战俘期间，23名美军公开拒绝回国。这些人大多签署了请愿书、写过报告、发表过演说，谴责美国卷入战争；有些人的举止更加激烈：批判狱友的“反动思想”、参加各种宣传活动、甚至穿上了中国军人的制服。
1953年秋，在全世界面前，战俘们衣冠齐整，面对摄影机镜头发表演讲，描述他们在回国后可能受到的虐待，抨击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在美国日趋抬头的麦卡锡主义。当画外音问他们“你们中有谁想回家吗”时，这些美国军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
这群特立独行的人，并未立刻前往中国。根据停战协议，他们先被转移至中朝边境的中立营地停留4个月，如果在此期间改变主意，仍有机会遣返。“看守们一直告诉我，任何时候想回家，都可以走。”当年的战俘之一大卫·霍金斯说。
最终，23人中的两名——爱德华·迪肯森和克劳德·巴彻勒在“过渡期”改变了主意，选择返美。回国后的最初几天，两人一改之前的口径，在美国媒体的镜头前大表忏悔和忠心，犹如迷途知返的羔羊。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以“通敌”罪投入了监牢。
剩下的人，在某个早晨突然发现看守营地的印度士兵走了个精光，中国军人则带着裁缝找上门来，为他们添置新衣。据美国《西雅图时报》报道，1954年2月24日凌晨4点，21个美国人登上了开往北方的列车，跨过鸭绿江前往中国。之后，战俘中有些学识的被送往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并继续深造，其余的则被分配到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
只有一人有机会开口
此后数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日益加剧，这21名战俘也在公众视野中隐去了行踪。
据美联社跟踪调查，因为思乡之情日盛以及无法适应海外生活，此后数年间，其中17人“落叶归根”，一个接一个地偷偷返回了美国，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彼时，针对他们的指控已被撤销。
剩下的4人中，约翰·邓恩下士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了几年书后，1959年与一名捷克女子结婚，并一起前往捷克。此后他再也没有踏上故土半步，于1996年元旦去世。和邓恩相似的还有战俘阿尔伯特，他母亲是比利时人。因此，按照历史学家亚当·兹威贝克的说法，阿尔伯特离开中国后去了比利时，之后的行踪无人知晓。
与约翰·邓恩相比，他曾经的狱友、选择留在中国的詹姆斯·温瑞斯无疑有着更幸福的晚年——至少有机会亲口将自己在异乡的经历告诉世人。
1976年，阔别故土26载后首次返回大洋彼岸的温瑞斯，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强调：“我一直是美国公民。”但他又表示，自己只是回老家转转，还是更习惯住在中国。
当时54岁的温瑞斯，将自己拒绝接受遣返的原因归咎于以狂热反共著称的乔·麦卡锡。“他欺骗了大家，”温瑞斯以坚定的口吻说，“特别是在被遣返后，将面临怎样的对待，我们对此非常担心。（中国人）没有对我们洗脑，我们的选择是顺应内心的。”
中国军人的友好也是温瑞斯选择中国的原因。“对方问我投不投降，我回答‘投降’，他们就递给我一根烟。”他还补充道，“做战俘期间，我们与战俘营看守关系融洽。”
温瑞斯说，虽然有人说中国军队是残忍无情的，但他亲眼看到中国士兵将仅有的钱交给朝鲜村民买食物，确信这些陌生人不会欺侮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到中国看看呢？”
据考证，和温瑞斯一同定居中国的另一位美国军人名叫鲁弗斯·道格拉斯，在山东德州生活了不久就病故了。孑然一身的温瑞斯则被分配到济南一家造纸厂工作，给自己起了个“老温”的中文名，很快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孩像秀兰·邓波儿般可爱”。
“我比尼克松早了22年”
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温瑞斯之所以情愿在中国终老，是因为他觉得这里非常自由。“如果有任何压抑感，你觉得我会待在那里吗？我不是共产党的一员，依然是个美国人，身上有美国人的特质，就像一只橡皮球，要是心怀任何不满，都会朝上反弹的。”
话虽如此，“老温”在中国的生活方式其实相当朴素。他首先是个书籍爱好者，花了10年时间掌握汉语，闲暇时也会听收音机或看看电视。每到假期，他喜欢去这个东方大国的四面八方旅行；他与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也保持着联系，经常与母亲和姐妹通信。
这名老兵对棒球、吐司、巧克力、冰淇淋乃至意面的喜爱终生未变，当然，这不妨碍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我很喜欢中国。死后，我希望将骨灰洒进黄河，因为黄河流入太平洋，再流入墨西哥湾，最后与密西西比河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友谊，就像我的人生哲学。”
终其一生，詹姆斯·温瑞斯对扎根中国不觉得后悔。“我只是做了尼克松所做的事情，还比他早了22年。”2001年，即去世3年前，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坦言，“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会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中国。”
(《青年参考》2.20 温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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