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课

    他更喜欢美好的爱情歌曲，比如《甜蜜蜜》，比如内地春晚上红起来的《传奇》。

    台湾民谣歌手黄舒骏开演唱会，上台对观众说：“有许多专家告诉我，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这些专家应该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他跟台下观众一起笑了起来，“不信你试看看，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台底下，观众热烈鼓掌。这一幕连同他的演唱，一起收录在音乐专辑里。后来有一天，他的母校国立台湾大学的老师孙中兴在广播里听到这首歌，一下子来了兴致：因为这位社会学教授，就是教人“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的人。

    事实上，讲授“爱情”的专家多得很，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有华东师范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哈佛大学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爱情理论体系”加入了课程表，麻省理工学院也找来哲学家开讲“爱的本质”。甚至，在全球讲“爱情课”的教师队伍里，还有来自阿富汗的同行。

    他们在课上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其实跟黄舒骏歌里唱的是同一个——恋爱症候群。

    “哲学家对于爱情都不是很内行”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陶国璋主讲一门叫做《爱情哲学》的课程。这门课教了5个学期，可他总不太满意，因为爱情这件事根本就和黄舒骏歌里唱的一样，“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个谜”。

    这个同时教《死亡与不朽》课的老师说，教授死亡哲学的时候思路很清晰，前人资料分析也很全面，可是面对爱情，却不知道该如何教好，“不容易教”。

    他还算了一下，哲学家就没有几个会谈恋爱的，“柏拉图没有结婚，而像尼采、叔本华啊对于爱情则是一种瞧不起的态度，不知道他们谈没谈过恋爱，但最终都没有结婚”，“总之，哲学家对于爱情都不是很内行”。

    找来找去，这个哲学教授发现，“爱情”居然是哲学教育领域的研究空白。

    “我一开始开这个课的时候，感兴趣的并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一种哲学挑战。在哲学上，自由、死亡、民主都谈得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对爱情做哲学分析。”陶国璋说，“大概因为哲学家感情经历比较苍白，喜欢讲道德的爱，但是很少讲儿女私情。数得上的只有柏拉图式爱，但那还是个精神恋爱。”

    于是，他决定自己着手研究，“把爱情当做哲学命题进行严肃分析”，管自己的课程叫“爱的哲学分析”。可是，之前同事替他定下的课名“爱情哲学”已经吸引了大批同学选课，成了校园最火爆课程，导致他不得不每次开学时跟学生先表态：“抱歉，这个名称好像有点误导。”

    “这门课蛮火，应该都是被名字骗来的。”陶国璋笑着打趣说，“第一节课最多，大家都要坐在楼梯上。然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下需要拿学分的同学，留下来考试。”

    尽管如此，每年一开课，没上过“爱情课”的学生还是涌进教室，跟这个严谨的哲学教授一起研究爱情。他们需要完成长长的读书清单，还要阅读爱情名著，偶尔轻松一下，上课看看轰轰烈烈的爱情电影，可接下来就得去试卷上面对这样的考题——

    “请问，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发展成这样？请做出哲学分析。”

    “让每一个人更了解自己”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洪亚非开的《婚姻与爱情》，则是“戴着马克思主义帽子的爱情课”。

    这个58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老师原本没有打算讲爱情，可有天早上，他发现办公楼门口躺着刚坠楼的女生尸体。看了她的遗书才知道，是因为感情受挫，难以承受，选择自杀。

    回到办公室的洪亚非很受冲击，可他发现，学校对这种事情也没有好办法。“除非你结过婚，或者谈过无数场恋爱，否则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爱情。”他说，反思后决定，要开门课，跟学生讲爱情。

    那是2005年。那时还没见过谁开“爱情课”，他自己也有点担心开了课没人选，同事帮他出主意，万一人不够，就撺掇学生去选课，充充场面。

    结果，根本不需要找托儿，一开课就坐满了几百人。面对挤满教室的同学，洪亚非认真地跟同学强调：“任何人的爱情观都会有局限性，这是哲学告诉我的。我是个男人，我有男人的局限，我也有时代的局限、环境的局限、历史的局限。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任何观点都是相对的。你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地看待我教给你们的道理。”

    在他的课上，爱情分析带着浓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色彩。

    “恋爱中我们要先树立爱情价值观，确立你在爱情中最重视的主要方面，然后再用矛盾论去分析。”他说，“任何一个男性不可能都只有优点，恋爱中要去抓主要方面。如果这个人符合你的核心价值观，但是次要方面不太好，比如不爱洗袜子之类，那你判断要不要嫁的时候，就不要去抓次要方面，要以这个人品质的主流作为判断标准。”

    对洪亚非来说，他现在的课程内容越来越多了，他还会把自己观察到的爱情新现象加进自己的课程内。有次他发现，自家出租的房里住的情侣居然是自己的学生。于是没多久，他就在课堂上开了个新专题——该不该接受婚前同居。

    现在，这些专题变得更多也更细：“如何面对分手”，“如何挑选好老公”，“如何看待同性恋”……

    虽然他的课是“用哲学解释爱情问题”，但也不乏“教你一招”的“方法论”。他会细心地叮嘱班上的女生：“你们可以把我说的记下来——在决定结婚之前，一定要先去男方家里参观一下，重点看厨房和卫生间，摸一摸厨房里的酱油瓶盖子，如果一尘不染，这种男人可千万不能嫁，他有洁癖！你会一辈子生活在指责里！” 

    有时候班上的男生实在扛不住了，跟洪亚非抱怨：“老师你也太向着女生了，把我们男生骂得一塌糊涂！”

    但是洪亚非还是坚定地站在女生一边，“我们课上女生多啊，少数服从多数。”

    洪亚非说:“现在在网络上对爱情的定义恨不得有1000多种，但是对教课的人来说，选取哪一种爱情观才能使人幸福，我发现，只能来自拥有最高智慧的哲学家。”

    “多么幸福，让我遇见你”

    在台湾大学教《爱情课》的教师孙中兴，“爱情课”开了16年了。有次去演讲，主办方想请他写一份“爱情的标准作业程序”，按程序谈恋爱。

    “假定人是机器，这倒是可以实现的，在身上装个开关，恋爱摁个钮，不爱就关上。”孙中兴说，“但这行不通啊，人类相处的复杂度远高过与机器相处的复杂度。”

    不过，看过了1000本学生的《爱情事件簿》，又看了无数文学名著，他的确总结出一个流程：从古至今，普天之下，爱情困扰几乎没变过，它们分别是——

    1. 恋爱之前，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 

    2. 喜欢一个人，不知道如何说出口；

    3. 告白成功后，不知道如何相处；

    4. 相处久了想分手，又一次不知道如何说出口；

    5. 返回困扰1重新开始，或者卡在某一环节停滞不前。

    恋爱的复杂让研究哲学的陶国璋也手忙脚乱。他说，在准备课程内容的时候，他总在叹气，好多次他都想要放弃了，觉得爱情“没有规律，不讲逻辑，变化太快”，“每次讲完课都很内疚，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总是词不达意，讲出来的并不是我所理解的内容”。

    可是，他却还想坚持。“工业革命之后，现代人有了自由，自由择业，自由恋爱。我们以为拥有了自由，却也意味着身份的迷失。自我身份变得不确定，什么都不确定，要找工作，找恋人。我们迷惑于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所以需要在爱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坐标。”他说，“现代人的爱情为什么这么漂移，就跟我们的身份焦虑有关。”

    所以，在他看来，爱情虽然常被看做一种责任，但也是“个体找到自己应该是谁的严肃哲学命题”。“就像是我们在政治上追求自由，在个体成长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同步者，印证我们的个体身份定位。”

    这几年，因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热映，台湾的大街小巷又开始重放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爱情终究是握不住的，只是我想要告诉你——多么幸福，让我遇见你。”

    事实上，孙中兴并不喜欢这首歌。他更喜欢美好的爱情歌曲，比如《甜蜜蜜》，比如内地春晚上红起来的《传奇》。

    (《中国青年报》2.12 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