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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帮助鲁迅避险，重要的有三次。
老板与文豪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北四川路上有家内山书店，店主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和井上美喜夫妇。当时内山还是大阪“参天堂”药铺派驻上海代理店的推销员。他俩结婚后，内山平时忙于跑推销，有时一出差就是半年，美喜独自在家闷得慌，他俩商量后，决定开一家书店。书店最初是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的小巷里，是一般住宅。读者多是附近正金银行和三菱银行职员。美喜经常根据读者需求进书，收益不错。1924年他们买下魏盛里临街一处房子；后来又将相邻房子买下扩建。
1927年10月5日，由广州来到上海才两天的鲁迅第一次踏进内山书店,以后便多次来此买书，有时一天就要来两次。
鲁迅和内山初次相见颇具戏剧性。当年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曾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描述道：
“1927年10月的一天，顾客稀少，我与内山夫人坐在那里。这时，有一个人从外边进来了。他身着一件粗布长衫，脚穿一双胶底的白布鞋，鞋的两侧已不那么白了；头发稍长，蓄有一点胡须，嘴里咬着一个竹烟斗。从东侧入口进来的这个人，什么也没说，先是围着书架巡视了一遍，然后开始选书……从其穿着来看，也不像能买得起书的人，因为当时的书每本至少要一二元。但是，这个人一下子挑选了十几本，合计50多元——这个数字已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售书额。因此，当时我们开始注意起这个人。”
这人正是鲁迅。
五六天后，那天内山正好也在店内，鲁迅又来买书。美喜认出他后忙悄悄告诉丈夫。鲁迅买好书，内山便热情地上前用日语和鲁迅攀谈。鲁迅也用日语回答。鲁迅临离开书店，提出想请老板让人把书送到他在东横路景云里23号的家里。内山边点头边问道：“您贵姓？”鲁迅答：“周树人。”内山闻声大吃一惊：“您就是鲁迅先生？”
老板与文豪的生死之交就此开始。这一年鲁迅47岁，内山完造42岁。
激励与避凶
内山的写作，显然深受鲁迅影响。还在鲁迅逝世前一年的1935年，内山曾出版《活生生的中国》，此书由鲁迅写序，给了内山很大激励。
相熟以后，鲁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内山书店。而还在20年代，内山书店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固定的文化沙龙。那是1926年初，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到上海，请内山为他介绍一些中国新进作家。内山便向中国文学界发出吁请，欢迎他们前来书店与谷崎交流。之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著名文化人的身影便出现在内山书店，与谷崎座谈相叙。内山书店也渐渐成为中国文化人与日本作家之间友好交流的平台。其中一个体现两人情谊的细节，就是内山专门为鲁迅准备了一张藤椅，这张椅子背靠入口，鲁迅坐在那里，外面看不清他的脸。因为其时鲁迅正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内山这样做,显见是出于对鲁迅安全的考虑。
内山帮助鲁迅避险，重要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刚成立，鲁迅发表《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后不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向鲁迅发出逮捕令，鲁迅躲到内山书店避凶，后又在内山安排下转移到北四川路上的拉摩斯公寓。第二次是1931年初，在左联年轻作家柔石等人被捕时，感到自己同样面临危险的鲁迅又是在内山安排下，转移到由日本人经营的旅馆——花园庄蛰居了一个多月。第三次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第三天，日本军警以“搜查便衣队”为名搜查鲁迅家。为安全起见，内山让鲁迅携全家紧急到自己的书店避险，2月6日又将他们转移到位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分店躲避。鲁迅在这里一直隐居到日中两军停战后的3月中旬。
莫让杂草掩盖他的足迹
鲁迅一家是于1933年4月11日搬迁至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在这里不幸结束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创作活动。这次搬迁也得到了内山和美喜的帮助。这里离内山书店只有200米，他出入那里方便了许多。
鲁迅病危的消息是1936年8月18日早上六点左右由许广平告知内山的。这天一早，卧床不起的鲁迅喘着粗气写了张纸条：“老板阁下，很意外，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须藤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草草。”纸条是许广平送交内山的。后者当即给须藤医生打电话，然后他就急匆匆赶往鲁迅家。当时鲁迅正坐在他那张藤椅上艰难地喘息着，但他右手指却还夹着烟。内山告诉鲁迅，须藤医生马上就到。鲁迅困难地回了一声“谢谢！”
须藤很快赶到了。尽管这一天为抢救鲁迅，不只一位日本医生前来诊治，但鲁迅还是于第二天不幸逝世。鲁迅逝世当天选出了八名治丧委员，内山完造是其中之一。在为鲁迅举行的葬礼上，内山上台讲话。在此不妨就以内山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当我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地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
(《解放日报》2.4 陆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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