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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凯1962年出生在苏州太仓。小时候的物质匮乏让高志凯印象深刻，但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高志凯抓住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教育部本来计划1978年恢复高考，邓小平说时间等不及了，现在就招。”当时高志凯正上高一，听说没有年龄限制，决定跟两个哥哥一起参加高考。
没想到，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学。1978年2月，他走进苏州大学外语系时刚满16岁，是全班最小的学生。“我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高志凯说。
本科快毕业时，正赶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受联合国秘书处的委托，办了一个联合国译员训练班。高志凯被编入同声传译组，不仅学翻译，也学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课程。
1983年，高志凯正式进入外交部翻译室。第二年，他就成为邓小平的翻译。那年他22岁，被称为“建国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在此之前，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实战”训练。
“老翻译手把手地教我。最早是周文重(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每次他给邓小平做翻译时，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一旁记录。会谈结束后，他会让我根据记录再翻一遍，指出问题。”高志凯对记者说。
很多年后，他和外交部前辈们聊天时，得知了自己被选为邓小平翻译的原因。“他们跟我说，志凯，我们当时选你有几个考虑：一是人很勤奋，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发音比较好，会用嗓子；三是你个子不是很高；四是在大场合比较沉着冷静。”
对此，高志凯有自己的看法：“当时领导人普遍都不太高，晚年的邓小平只到我鼻子这个地方。他们说，你站在领导人身边不会遮挡，既能把工作做好，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
“邓小平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对记者说。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做邓小平的翻译不行。“上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当时苏联还在，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错，而且不能重问。”
邓小平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他说一不二，用的都是大白话。”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凯曾去邓小平“文革”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在当年邓小平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他吃过苦，有过磨难，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但这条路在哪里，又有多少风险？”
高志凯也去过邓小平复出前，叶剑英与邓小平谈话的地图室。“东、西、北三面墙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军事地图。从上面看，当时的中国真的是被包围了，美军、苏军，中苏、中蒙边界全是苏联军队。而中国一贫如洗，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别的领导人，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高志凯回答道，邓小平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邓小平，在80年代会见外宾的次数已经很少，他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比如干部培养，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当时很多‘文革’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邓小平刻意培养年轻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影响到今天。”
近距离的观察，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
（《环球人物》2014年第3期 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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