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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翔是台湾歌手上春晚的第一人。27年前，一曲《故乡的云》呼唤着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使多少电视观众潸然泪下，《冬天里的一把火》融解了两岸冰封近40年的坚冰。
我也要回内地去
1986年，我在台湾已经是著名歌手了。
我进入歌坛是1982年，先是从台湾开始，然后到东南亚，事业上一切都蛮顺利，运气也挺好，已经出了8张专辑。1986年的时候，很意外地得知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姥姥给我的母亲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从北京一手一手转交，到美国绕了一圈，才到了台湾，应该说是非常艰难的。
不久，我母亲去了一趟北京，跟她的母亲见面了。回到台湾，母亲跟我说，她的妈妈还在，身体还好，可是姥姥最想要见的是她唯一的亲外孙，也就是我。姥姥对我这个混血的外孙有好奇，也有遗憾。那个时候我已经25岁，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她都错过了。为了慰藉老人，不管怎么样，我也一定要回去一趟。
那时对台湾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如果要想跟内地的家人联系和见面，困难很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我，因为父亲是美国人，所以拿的是美国护照。我要去一趟中国，自然要比别人稍微容易一些。
我在1986年下半年，先到了广州，然后就跟我的家人见面了。
我到内地不久，就同台联取得了联系。他们听说有一个台湾的歌手到内地来了，应该说是台湾的第一个，而且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手。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责任蛮重大的。一方面我知道台联在我身上做了一个蛮大的努力，我不能给他们丢脸，也不能辜负他们。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作为第一个台湾歌手到内地，我是在代表台湾的歌坛。所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清醒的，我自己懂得必须争气，我该做的就是把好听的歌带给内地的听众。
走上春晚舞台
那年，我跟台联的人在广州见了一面，提到上春晚的事。对于我来说，毕竟刚刚到内地来，并没有了解春晚的影响有多大，只是觉得能够上一次中央电视台当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可是春晚的收视率和它的影响真正是什么,我其实还没有概念，所以我只能在那天晚上以我最好的状态上场。当时选了两首歌，一首《故乡的云》，第二首《冬天里的一把火》，准备把这两首歌演绎给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上春晚这个机会的确很难得，当时排练和各方面准备得也够充分。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是怎么样把这两首歌表现好。《故乡的云》作为第一首，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因为春晚本来的形式就是演员先是坐在下面观众席，然后上台演唱，唱完再回到观众席。邓再军导演说，她看了一些报道，知道我北京的家人还在，她说要不然把你姥姥请来，让她坐在观众席里，你妈妈也可以坐在一起。我一听这个安排就非常高兴。
轮到我上场了，当我演唱《故乡的云》的时候，当然是面对观众，面对镜头，可是我眼睛只要滑过前面那张桌子，看见姥姥在那里听我唱，她一直在擦眼泪，我妈妈坐在她旁边，当天晚上她们都非常激动。
唱完《故乡的云》，第二首歌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如果说第一首歌是让观众感动，这首歌就是娱乐，让观众娱乐。其实当天晚上，演完回到座位上，我坐在那里，并没有感觉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我只是觉得天啊！幸亏直播的时候没有出现什么错误，非常顺利。
直播之后的两三天，我才发觉这次演出的效果的确是达到了，非常成功，观众不仅仅是接受了我的演出，接受了这两首歌，还蛮喜欢的，所以一夜之间几亿人都知道有个费翔了。
值得付出的代价
上了中央台春晚之后，那就是台湾暂时回不去了，当然我人还是能够入境，我也能够回台湾看我的朋友，但是要上电视，要做演出，在台湾基本上是不可能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封杀”了吧。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两岸当时就是那样的状况，我尽管之前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但反响如此强烈，还是觉得不太适应。
没想到，这样的“封杀”竟然持续了14年，直到2000年，我才应邀回到了台湾，上了一档非常受欢迎的节目。那时，海峡两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来往的交流，还有各个方面都比我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了。
亲情的力量，的确是蛮神秘的，这一切在姥姥见到我的那一刻，表露无遗。当时姥姥哇地就哭，哭得不行，我也是看到她就哭。我们抱在了一起。以前，姥姥根本就不晓得有我这个人的存在，她是联系上了才发觉她女儿居然结婚了，她女儿在台湾跟一个美国人认识了，生了一个混血儿，然后这个混血儿居然身材这么高大，还是一个著名歌手，这些让她接受的确需要一个过程。她是住在北京小胡同里的一个老太太，我是一个1米9的混血儿，你说两个人见面真的有很多的共鸣吗？可是那个亲情是无法否认的。
接下来我通过姥姥了解了她的生活环境，也了解她的生活规律和习惯，开始了解她的邻居。每一次回到北京去看她的时候，走进崇文门那个小胡同里，也慢慢地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北京青年报》2013.12.28 费翔口述 阎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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