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周恩来指示寻找杨子荣
1969年夏，北京中南海礼堂。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降下了帷幕。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边鼓掌，一边看了看身旁的美国客人：“大卫先生，您对这场戏评价如何？”
“太棒了！总理先生，简直是太精彩了。这场戏中的杨子荣，就像我们西方的英雄佐罗，他理应受到所有人的敬仰与崇拜！我想到杨子荣家中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家庭养育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好的，您一定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当晚，周恩来便责成解放军总参谋部提供杨子荣的详细家庭地址。
第二天，秘书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周恩来。近千字的调查报告中，更多的是复述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的回电：杨子荣已牺牲，只知原籍在山东胶东一带，详细地址无人知道。
周恩来的心情复杂而沉重。一个妇幼皆知的特级侦察英雄，竟不知他出身何处，这怎能对得起烈士的在天之灵？他严肃地对秘书说：“你通知总参、总政两部，和民政部一起，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寻找到杨子荣的家乡地址和家中亲人，美国客人在等着我的回话，全中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
寻找杨子荣一波三折
实际上，寻找杨子荣故里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开始。不过由于化装剿匪工作的特殊性和隐蔽性，杨子荣没有给家人写过信，加上部队当时的人事档案不甚健全、胶东又那么大，一次次都无功而返。
随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寻找英雄家乡、让英雄魂归故里”的工作又一次启动，由第三十八军、东北烈士纪念馆、海林县民政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奔赴胶东。
调查组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确定荣成、牟平、海阳、文登为重点，并要求各县分别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并在上述四县广播和张贴寻人启事。
调查组昼夜值班，一个星期便收到一百二十七条线索，进行拉网式核查。但几个月过去，没有任何进展。
一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风风火火地闯进了调查组办公室，对调查组说：“你们不用再费劲了，你们要找的杨子荣就是俺家老汤。他参军时，没报自己真名，而是把自己的‘汤’字去了三点水，换上了‘木’字旁，顺了娘的姓。”可经过深入比对，这个线索最终被否定了。
就在此时，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助理员马春英提供的信息使查访工作出现了转机。
马春英在翻阅牟平县军属、烈属抚恤登记表时，虽没有找到杨子荣的名字，但却发现嵎峡河村一个名叫“杨宗贵”的资料，与调查组提供的情况非常相似。
几乎在杨子荣栖牲、被授予侦察英雄称号的同时，一天晚上，杨宗贵六十一岁的母亲宋学芝和妻子许万亮先后被叫到村公所，一番盘问后被告知，有人在东北下城子看见杨宗贵从解放军队伍里开小差，当了土匪，“穿个黑棉袄子，戴着个貂皮帽子，又抢又杀的”。
从此，村里取消了他家的军属待遇。宋学芝不服，一次次地到村、县、地区说理：凭什么听一面之词就把她当八路的儿子说成土匪。相关部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调查组即刻赶到嵎峡河村，走访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而他们都认为杨宗贵与调查组要找的杨子荣在参军时间、年龄外貌、家庭情况上都差不多。
村里的原农救会会长孙承棋说：“那一年，是我领杨宗贵和韩克利去报名体检的。”杨宗贵的好友韩克利说：“我和杨宗贵一起报名参军，在王从庄检查身体，他验上了，我有沙眼病没验上。报名后，他说，‘我没报真名。’1945年2月，我还看到过杨宗贵有个手章，上面刻有‘杨子荣印’。”
杨宗贵的哥哥杨宗福说：“我家兄弟三人。我排行老大，三弟幼年死亡，宗贵是老二。为取吉利，老人请先生给我起名宗福，字子禄，二弟叫宗贵，字子荣，连在一起就是福、贵、禄、荣。宗贵在东北千山当劳工时，就是用‘杨子荣’的手章领工钱的。”
村里老人认出照片上的杨子荣
但仅有这些，并不能令人信服。1973年，调查组从一位画家的手中找到了杨子荣的一张照片。这是曲波请朋友从1946年10月战斗模范合影照片上单独翻拍下来，请画家给他的外文版的《林海雪原》画插图时用过的。也是杨子荣生前唯一的照片。
工作人员带着四张不同的照片，来到嵎峡河村，请杨子荣的近邻、村干部和老人们辨认。大家都指着杨子荣的照片说：“这是俺村的杨宗贵。”
工作人员告诉杨宗福：“你家宗贵就是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个杨子荣啊！”杨宗福再一次愣住：“真的？这是真的？”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
是啊，这一结论来得太晚了。因为此时杨子荣的妻子许万亮已经去世二十一年，母亲宋学芝也已谢世七年。宋学芝临终前，还对大儿子杨宗福说：“收音机老说的杨子荣，是不是俺家宗贵？”
(《名人传记》2014年第1期 廖春梅)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