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近深冬，伴随着解放军文职制度的完善，对于文工团更具深度和力度的改革即将来临。裁减不是目的，或许对文工团现行机制体制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为基层部队服务。
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演员正在排练准备演出的节目。文工团改革的风声已经在各团体传开，尽管具体政策还没出来，但精简人员已经成为各团体“下一步的考虑”。
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
“谁要走都不要拦”
2009年，炙手可热的流行歌唱组合——凤凰传奇被特招进入二炮文工团。他们直陈，刚加入团里那会儿“觉得挺辛苦”，一旦跟自己的商演产生冲突，就得无条件推掉，甚至觉得后悔当兵了。几年的短暂军旅生涯后，包括凤凰传奇在内的多位明星转业回到地方。
当“遵守军纪”成为明星入伍需要承担的“过于高昂”的成本，明星们“重返市场”便不难理解。
演员张译曾服役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曾在《士兵突击》中饰演班长“史今”一角，从2003年开始，他就发现部队文艺团体的功能在整编中遭到削弱。“赶上新一轮裁军，一个话剧团体，把人数裁完之后几乎演不了话剧了，这对文工团是伤筋动骨的。”张译当时就想进入社会，但是部队纪律不允许。尽管有不舍，他最终选择离开军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包括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在内，几个著名演员已经“打了报告”要求转业。文工团对此的态度是，“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出位”的明星
确实，大批社会化“明星”的加入，使得部队文工团的形象危机凸显。同时，商业演出市场上“走穴”活跃，“歌而优则仕”也不再新鲜。
军队崇尚来自战争或军事行动的荣誉，“歌而优则仕”触发了军内的不平衡感。通常，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的摸爬滚打和千挑万选，就算当上团长、师长，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
“你看我的老乡潘长江，一进部队，就师职干部了，我都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师职干部）。”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认为，要设法解决好“唱一首歌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务”的现象。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讲述了一个故事：某集团军军长在一次文艺汇演之后大发雷霆，“以后不许再请他们来。”原来，被请来的文工团明星们摆架子，在部队的热烈欢迎面前还戴着墨镜不愿下车。
“双面”文工团
“明星”之外，普通文艺兵的生活并不光鲜。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说，“他们大多很清贫，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对象”。
对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普通士官苏雷（化名）来说，每月两千多块钱的士官工资，难以维持三口之家的花销，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做家教，“教孩子吉他、二胡，每个小时收费60块钱”。多名现任或曾任职文工团的演员说，收入不高，纪律严格，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很少。
“地方演职人员出现失误，顶多引来观众的嘲笑，而部队演员一旦失误，很可能就会被上升到‘政治错误’的层面。”某歌舞团歌剧演员张华（化名）记得，2011年，她在建党九十周年革命老区的巡演中，关键时刻忘词，惹来台下观众嬉笑。此事被领导严厉地批评为“不严肃，思想政治意识淡薄”。
为谁服务
演员张译最深刻的从业记忆也是在一线部队。现在，他仍能回忆起在内蒙古演出时，那个边防小哨所仅有的两个人和一条狗。
在一位退役老兵眼里，他对文艺兵的感情久久难以磨灭。“那是1985年前线慰问演出，彭丽媛、阎维文等军旅歌唱家戴上钢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
文艺市场一步步发展成熟，让文工团从未如此与市场接近。春晚正是连接部队与社会的舞台。2011年春晚中，一共32个节目，有文工团人员参与的有15个，占总数的46.9%。此后两年，有文工团演员参与的春晚节目都不少于10个。“为兵服务”“去基层”，在对多位军内专家的访问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工团功能定位的核心。
重回正轨
以往涉及文工团的历次改革，通常以缩编减员为目标。
最近的一次文工团整编发生在2004年，除总政直属的文艺团体外，其他部队文艺团体都重新整编为一家单位，对外统称“文工团”，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文工团为政治部下属正师级单位。2006年初公布的《国防白皮书》披露，2005年底完成的20万大裁军中，文体单位被较大程度地压缩。
知情人士透露，经过数次调整，目前文工团的在编人数已经不多，“各军区定编一百人，加上总部的，全军在编制内的人数不过两千多人。”但改革势在必行，“在人员结构、队伍模式等其它方面还是有改革的空间”。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由于需要完成如大型歌舞等特定任务，在现役人员之外，文工团往往还要进行合同招聘，甚至临时借用。这也难以使文工团的实际工作人员减少。
（《南方周末》2013.12.27刘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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