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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3年12月31日 星期二

    悄然改变的大学退学者群体

    《 文摘报 》( 2013年12月31日   08 版)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每学年约有16万人退学。有专家认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学退学者数量还会上升。

        从“80后”到“90后”,退学从迷茫而压抑的“生死抉择”过渡到坦然从容。

        20世纪最后几年,在中国西北乡村,一个男孩儿一边准备着高考,一边如饥似渴地读着些颇为“先锋”的课外书,其中包括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和“垮掉的一代”作家群体的作品。

        男孩儿名叫洪峰,1982年生。在跨入21世纪的第三年,他从大学退学,背包游中国。 

        “中国教育制度的外逃者”

        “开始我报的志愿是重庆大学的建筑和北京广播学院的广告学,都是我喜欢的。填完了,看到提前批里有大连海事大学,学费一年1500元,还有各种补助。我就想,这福利不错,父母没负担。然后几个同学就一起报了。”

        2001年秋,洪峰离开家乡甘肃,到大连海事大学攻读航海技术专业。在那座海滨城市,他是校园活跃分子:参加演讲比赛、担任文学社小组长、给团委画海报……

        然而,对于并非心之所爱的本专业,他的评价则是“很苦”。从师兄口中他了解到,航海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浪漫,而是“船上一呆半年,见不着人。信誓旦旦准备考研、考公务员,结果却是天天打游戏、看电影”。

        “觉得很悲伤。”熬到大二,洪峰离开了学校。这个决定,让他日后一度与韩寒被并称为“中国教育制度的外逃者”。

        在当时,退学是一种违背主流观念的“逆天”行为。洪峰回忆:“大家会觉得太可怕了,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

        洪峰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打工、旅行、再打工、再旅行……这样的生活状态持续了两年。同时,他遇到了不少和他一样退学的同龄人。“他们很多从事基础工作,很自卑,因为没有学历。”洪峰觉得,应该有个平台,让“退友”们可以相互鼓励,从阴影中走出来。2005年,他用当网管时自学的编程知识,建立了“中国退学网”。

        迷茫中“突围”

        从2005年到2008年,洪峰接触到的“退友”多为“80后”。作为过来人,他在这些同龄人身上看到更多的,是退学时的恐慌心理以及和自己一样对未来的迷茫。

        退学最大的阻力来自父母。

        为了抵抗父母的阻挠,一名湖北的大学生曾选择离家出走,断绝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家长心急如焚,频频给洪峰打电话,请他帮忙在网上发帖寻人。半年后,这位大学生安全回家,且赢得了“战役”的最终胜利:退学,并得到了家长的包容。

        对于自己接触到的“80后退友”们退学的理由,洪峰概括为5点:“最多的还是对学校不满;第二是自己有追求、有想法;第三是不好好学习、挂科的;第四是家庭原因,比如经济困难、农村学生的自卑心理等;第五是其他原因,比如调皮捣蛋。”

        “‘80后’还是抱有许多理想主义色彩的,我们有压抑、扭曲、纠结、矛盾和对抗。和‘90后’相比,我们更加‘重口味’,活得也更累。因为我们内心和社会、现实有较大冲突。”他说。

        面对发帖咨询的“退友”,洪峰给出的建议多是“尽量完成学习的过程”。“如果你连学校的压力都承受不了,出来到社会上找工作,遇到挫折,你不得自杀呀?我建议大家可以先申请休学,出来找找工作,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生于1984年的退学学生刘永(化名)和洪峰一样,不推荐退学。

        2003年,刘永参加高考。因考上的学校不理想,他选择了退学重考。第二年,成绩依然不够满意,他索性连志愿都没填。2005年,他从河北老家跑到西安,“投奔”念大学的同学。旁听课、踢足球,再找些活儿干保证温饱,如此“混”了两年。

        对于当初的退学选择,他虽无“强烈的后悔”,但亦坦陈:“当时我比较冲动,再选择,可能不退的。”

        2004年,洪峰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在把第一笔存下的钱打给父母时,他才将两年前退学的事告诉父母。而刘永至今都未将自己退学的事情告诉家人。

        “90后”退学者更坦然

        “对于退学,‘90后’更加清晰、坦然、有选择性;同时也比较温和,没有太多对抗。他们眼中的教育,就像一家咖啡馆,愿意喝就喝,不愿意就出去。”洪峰说。

        在他看来,“90后”如此,是因为互联网的影响和物质安全感的提高。“有些‘90后’已经比学校那些戴着厚厚的眼镜、讲古老知识的老师更厉害了,这是无可否认的。”洪峰说。

        与此同时,社会对成功的衡量标准也在悄然发生转变。用洪峰的话概括,是“从文学青年到土豪”。

        由于国家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与令人堪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相当一部分“90后”退学后选择创业经商,短短几年就挖到了“第一桶金”。他们甚至回头“教育”洪峰如何赚钱。

        “‘90后’的心理更加丰富,自我判断能力和辨识能力有了质的飞跃,他们的认知度也更准确、合理。”洪峰说。而“90后”的父母对“是否拿到学位”也变得更加宽容。

        今年9月,大一新生王鹏(化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看清了未来的路”——

        “我的学校是二本综合类院校。我是体育生,不能转系。我的专业是休闲体育,毕业后去健身房当教练的比较多。但健身房大多招专业体育院校的毕业生。重新高考也不一定能考上满意的学校和专业,所以我想出国,去读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后,他得到了支持。对于出国,他亦早早确定了目标:“去美国,读金融财会类。因为我数学不错,会计类职业也蛮吃香。”

        王鹏的不少中学同学都在国外,大学同学也有不少决定毕业后出国的。但他觉得,等到毕业是浪费时间,不如索性退学,“直接出去”。

        与王鹏同年的安徽女生张晓琳(化名)对出国读书亦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如果真想学东西,中途插一脚不太好,不如直接过去从大一读起,底子更扎实。”张晓琳读完大一退学,专心准备出国。大一一年,她隐隐感觉是在“混日子”。

        对于张晓琳退学的决定,家人和朋友最大的担心是“出国没人照顾,会吃苦”。而张晓琳却表现得很坚定:“只要是追求向往的生活,只要能真正学到东西,吃多少苦都无所谓。”

        退学者的坚持与回归

        在一些冷静的“90后退友”陆续向着自己的目标坦然奔去时,昔日的“80后”退学者们则在社会上迈开了步子。洪峰注册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刘永到杭州做淘宝网程序员。

        显然,退学意味着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2008年,刘永来到北京。他已记不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了。那之后,他做过美工,卖过轮胎,还在一家网上商城的仓库干过活儿。最终,他辗转进入一家小型外企,边干杂活儿边自学,逐渐靠近IT行业。

        洪峰也有类似经历。通过持续的自学,他选择了自己创业,做创意总监。“小公司,有活儿就接。”走到这一步之前,他洗过盘子、当过网管。

        洪峰的“退友”中,也有许多最终选择了回归。

        一个来自医生世家的湖北姑娘退学后,到东莞、武汉、上海闯荡,最终还是考了医师证,回家乡医院上班。一个山东男孩家教严格,几度想退学,在洪峰的鼓励下最终完成了学业,毕业后留校工作。

        现在回头看,对于退学,刘永觉得“挺平淡”。“关键还是要持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

        而在自己职业生涯“往上走”的过程中,他开始遭遇退学带来的一些尴尬。“假如我想继续学习理论知识,再进学校就比较困难。因为我不可能再考本科。如果我有本科学历,考研就比较简单。”他说。

        对中国教育的再反思

        在记者的采访中,几位退学生退学的直接原因,都与对学校生活、专业设置和就业前景的不满意有关。而这亦是大多数退学生的苦恼所在。由于缺乏完善的转学、转专业机制,大学生退学后,只能重新高考或进入社会。

        “退学本身就应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选择。当高等教育本身质量不高、教育回报率低的时候,学生当然可以不选择这个学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副院长说,讨论大学生退学现象,更应该谈的是为什么退学。

        (《法治周末》12.26 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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