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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委书记这个群体广受关注。据调查，全国27个大中城市的286名市委书记平均年龄52.6岁，党龄约30年，20%的市委书记出身秘书，超过80%的市委书记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超过六成人没有基层乡镇工作经历，近八成的市委书记在担任市长时未任满一届。任期制流于形式，引发不少学者与官员的担忧。
超七成书记在职获高学历
286名市委书记中，有本科生46人，硕士179人、博士及博士后58人。不过，其中73%的市委书记的研究生以上高学历是在职获得。在官方简介中承认专科学历的仅三人，分别为新疆克拉玛依市委书记徐卫喜、江苏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和广东江门市委书记刘海。
高学历，成为厅级市委书记们的普遍追求。286名市委书记中，280人在公开简历中公布了所学领域，修读社会人文科学的市委书记为202人，修读自然科学的为78人。此外，有78人的学历是在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获得。而有不少于20名市委书记是在职从华中科技大学获得高学历。此前，华中科技大学曾公开宣布要清退307名无法按时毕业的研究生，其中相当部分是缴纳数万元学费的各地官员。被清退的官员，有的长期不到校上课，不能按期修完学分，有的派秘书上课做作业，缺乏学习能力。
二成多书记有过秘书履历
在286名市委书记中，有57人有过秘书任职经历。其中，给副省级以上官员任过秘书的有约30人。这些市委书记，曾分别在国办、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部委及各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任过领导秘书。
现任湖南郴州市委书记的向力力，1988年至1991年期间曾是原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正的专职秘书，官方简历称向力力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级秘书”。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刘昌林简历显示，曾在国办任过3年秘书；黑龙江双鸭山市委书记李显刚简历显示，2000年至2005年期间，其任过近5年的“中办秘书局正局级秘书”。黑龙江黑河市委书记刘刚的简历显示，他曾是“国家民委办公厅党组办正处级秘书”。
此外，286名市委书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党龄相当长。在公开的255人中，党龄平均数为29.59年。其中，党龄最长的有39年，分别是58岁的内蒙古通辽市的市委书记杜梓、57岁的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朱清文和59岁的江西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
超六成书记无基层乡镇工作经验
这些市委书记中，191人履历未显示有基层乡镇工作经历，占比66.8%。从籍贯看，在本省就职的有195人，异地就职91人；他们大多数属于走读干部，即工作在地级市、家在省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官邸制改革，将对这个群体造成较大影响。
从统计数据看，286名市委书记中至少有177人曾任过地级市市长，担任市长超过5年的只有35人，近八成的市委书记在担任市长时未任满一届。根据2006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任满一个任期：达到退休年龄的，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或者不宜继续担任现职务的，不称职需要调整职务的，自愿辞职或者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因受处分或处罚需要变动职务或者被罢免职务的，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的。
频繁调动诱发干部投机心理
“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任期内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不得超过一次。”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规定被频繁打破。例如，现任湖北荆州市委书记李新华，4年左右时间在两个地市级换了三个党政一把手的职务。
一些地方市委书记的调动较为随意。现任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在10个月时间内调换了5个职务。在一些省份，同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也频繁更换。湖北省武汉市10年时间换了5任市委书记，而湖北襄阳市比武汉更换得更频繁，10年内换了6任市委书记。
安徽省委组织部一名官员认为，官员频繁调动，直接影响工作的连续性，“一些地方在领导班子的频繁调整、领导干部的你来我往中，涣散了人心，丧失了机遇，最终影响了发展。”此外，频繁调动易诱发干部投机心理、误导了干部自我评价的取向，使干部产生不恰当的心理预期，助长其浮躁心态和短期行为，往往把注意力都放在经济数字上，而对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兴趣不大。
上述安徽省委组织部官员还认为，领导干部职务频繁变动、任期随意，不严格按任期制的规矩办事，容易使那些掌管干部任免大权者中的腐败分子有了更多的以权谋私的机会，也使领导干部中那些心术不正者有了更多的钻营空间，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任期制流于形式，引发不少学者与官员的担忧。不过，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倪星通过研究副省级城市2000-2010年的数据，发现了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市委书记任期越长，地区腐败水平越高。
一方面官员们任期不满、频繁调动，影响地方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官员们任期越长，往往越容易滋生腐败。这个悖论说明，任期制虽然有利于地方治理政策持续，但并不能有效遏制腐败。
（《南方周末》12.19 褚朝新 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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