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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3年12月26日 星期四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

    《 文摘报 》( 2013年12月26日   06 版)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创造这一成功经验,并带头读书学习的典范,首先要算毛泽东。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学术性、专业性很强很深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例如,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20世纪20年代经鲁迅推荐,才为人知。这是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说明对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读书之专深以至于偏深,来自于兴趣。阅读兴趣浓厚而且广泛,便会关注和记住那些别人不太注意或偶尔一过的细琐论述。比如,他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提到徐志摩说“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939年《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中提到拿破仑讲“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我们询访了一些文史大家,也未知原始出处。足见其阅读之专深和精细。

      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毛泽东为何读书

      毛泽东曾留下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满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由此,把毛泽东为什么阅读这个问题,放到他一生的大事业、大追求行程中来理解,答案或会更为具体。着眼于现实实践,围绕中心工作,是毛泽东阅读的需求主线。但也不能说,他的阅读,都是为了实用,是实用主义的。他看不少“闲书”,看政治家不必去关注的“杂书”,体现的是个人兴趣和书斋乐趣。比如,他喜欢读《茶花女》,喜欢看古人随笔和各种笑话集子,甚至翻小人书,那样执着地研读书法,等等,就看不出与工作实践有直接关联。事实上,这类阅读也不是全然无用,有消遣养心,增智达情,积累知识,开阔视野之效,只是在事功方面不立竿见影罢了。

      毛泽东怎样读书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0时10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7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很感人,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

      毛泽东如何把书读“活”

      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他把自己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1958年11月他同陶鲁茄等人谈话中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他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内读书的典范,给人的启发赫然醒目,即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一根叫做“无信不立”,所谓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一根叫“无学难为”,所谓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一根叫“无实必败”,所谓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可靠的保证,还是这三根柱子。即读书学习,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 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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