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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从那之后，孙恒写歌，曲子和歌词的灵感，都来自打工的生活；一位工友喝了酒，搂着孙恒叹气，说你看，我的两只手空空的，却要养活一家老小。于是有了名叫《彪哥》的曲子。
十多年前，孙恒组了个乐队，叫“新工人艺术团”，这些年在建筑工地演出之外，还常常被邀请去高校公益演出，讲一个故事然后唱一首歌，感动了不少人，还被学者和大学生们赋予各类社会学意义。
近些年，孙恒接受了数十家媒体采访，出席各类活动，唱歌、讲打工的故事；他和同事在北京五环外偏僻的村子里，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公益商店、创业培训中心和打工子弟学校；今年，巴西文化部部长来北京，特意跑去村里参观。
“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
孙恒常说他第一次去工地唱歌的故事。
很冷的冬天，工棚很简陋，上下铺，棚顶上挂着不辨颜色的内衣裤；听到有人唱歌，小工棚里挤进来了五六十号人，仍旧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人挨着人挤在床上，挤不下，就站着。
那时候，打工还需要“暂住证”，搞不好就会被收容遣返。孙恒用陕西方言唱他自己写的歌《一个人的遭遇》：“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说我们没得暂住证，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想要出去有条件：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来送钱……”讲述他的朋友被收容遣送的真实故事，歌词就是大白话。
孙恒说的唱的，都是发生在工友身上的故事。他回忆说：“唱歌时，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笑得那么真诚，唱歌就像跟兄弟姐妹聊天，有一种默契。”
那一夜，工友拼了命地鼓掌，互相说了很多想说的话，各自唱了一些家乡的戏。
于是，2002年他找了几位朋友，组了一个乐队，叫“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后改名为“新工人艺术团”），总往工地跑，给工友们唱歌。
孙恒讲过多次他们的迷茫和绝望——在北京人的眼中，他又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又没有正经工作，也没有北京户口；他不知道这样生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在工地唱歌之后，生活才有了意义。
从那之后，孙恒写歌，曲子和歌词的灵感，都来自打工的生活；一位工友喝了酒，搂着孙恒叹气，说你看，我的两只手空空的，却要养活一家老小。
于是有了名叫《彪哥》的曲子——“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
只有和工友们混久了，才能理解其中的窘态——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下了班就只能蹲在马路边上闲聊天，无所事事；有了点闲钱，才能去黑网吧上上网，要么喝酒，要么打牌；公园、图书馆都在城里，太远不去了；电影院、卡拉OK都是要收费的。
看书吗？“现在的书多贵啊，我们挣的又不多。”
能聚在一起唱唱歌，便是“精神生活”了。
“团结一心讨工钱”
乐队不好混。
成立之初，孙恒和朋友们自己联系演出，往往打上20多个电话，听到的都是推辞：我们的工人很忙，加班加点，没时间看你们演出。
实际上，工地多是封闭的，外人进不去。包工头或是老板一听，要组织工人看演出，还不用钱，难免怀疑。
一旦有了演出机会，他们都很卖力，没有舞台，就在工地找块空地；没灯光，就借用工地的探照灯，或者在电线上绑上几个小灯泡；没有话筒架子，工人们就把钢筋往土里一插，绑上话筒就行。
最初，他们只有两把吉他，一只口琴。用的话筒，是卡拉OK机上的。两只音箱又小又旧，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
第一场演出，他们就搞砸了。
演出进行到一半，他们唱了一首《团结一心讨工钱》，歌词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工地年底不给工资，工人们“占领工地”一天一夜，其间来了警察，还来了起内讧的，最后，工钱要到了——“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藏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讨工钱！”
当唱到最后：“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时全场雷动，工友们都站起来，举着拳头跟着，反反复复地唱。很快，穿着西装，包工头模样的人从屋子里冲出来、对着舞台吼：“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滚！”把孙恒赶跑了。
后来，演出有了经验，他们把这首歌放在最后唱，唱完就走。而每唱到这句，都是高潮。
硬邦邦的歌曲赚了7.5万元
工友们都说听一次不过瘾，吵着要学唱。
艺术团便计划把几首“成名曲”录成小样，送给工友们传唱；录制的时候，偶然间打动了唱片公司，公司老板是建筑工人出身，听到孙恒唱《想起那一年》，心中一动，说就算赔钱，也要帮他们出唱片。
“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离家的孩子何时能回来……”
2004年，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出版，崔永元也喜欢，帮着宣传。谁也没有想到，那些在工地草台子上唱的歌曲，最后卖了10万张。
孙恒和朋友们，拿了7.5万元的版税；在工地演出的他们，很少见到这么大一笔钱，孙恒至今说起，还会笑着比上一个“厚厚一叠”的手势。
好几年他们都担忧生活，可有了钱，却愁着怎么花。
他们成立了临时讨论小组，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有人说分了它，改善一下生活；后来又觉得，分掉没意思，能不能搞点有意义的事？
孙恒便讲起几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偶尔听过的讲座，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说，北京每年有20万农民工子女上不了公立学校，不少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从没上过音乐课；从1999年起，孙恒就在那所学校做音乐老师……
大家一致同意，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于是，他们在北京东五环外偏僻处，找到了一个叫皮村的村庄，村子周围有大大小小120多家工厂，住了1万多名外来打工者。他们用那笔钱租下一片废弃的厂房，创办了同心实验学校；聘请了校长、老师，招来大学生志愿者，艺术团成员有时间，就去给孩子们上课。
好几次，学校运营困难，差点被取缔，可总算坚持下来了，今年是第8个年头。
一听搞博物馆都说好
皮村成了“工友之家”的新据点。在这里，他们搞了同心互惠商店，将社会募捐筹集来的富余物资义卖，降低打工者的生活开支，资金用于公益活动。
他们还建了图书馆、创业培训中心和新工人剧场：剧场很简陋，农民的砖瓦房改的，座椅就是几条木板，能挤下200号人。工友们自己写剧本，排戏，每次演出都有一些工友从大老远，倒好几班坐公交车来看戏。
2007年，孙恒说想搞一个博物馆，记录打工的生活和历史。
展品很快也有了。王德志第一个捐出来要当展品的，是暂住证，他开玩笑说，原本想把那几个证留给子孙后代看的。
工友们捐赠的各类暂住证，后来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一区的展板上，贴着大学生孙志刚的笑容满面的照片，因为他的死亡，我国废除了收容遣返制度——“他是为我们而死的”。2003年之前，不少城市都要求打工者办理暂住证；警察和保安可以随时查证，收容遣返，不少工友都有被查证被抓的经历。很快，工作服、照片、工具、规章制度、请假条、各类证件从北京，甚至全国各地送了过来。
至今，展品还在逐年增多。有“最看不懂的工资条”，一位叫廖彬的工友想要辞工回家，工厂却不肯，她来“工友之家”咨询的时候，捐出来的工资条上条目繁多，其中一个月工作天数27.5天，周一至周五工作小时“160小时”，违反常理不说，在这之后，还跟着两栏“平时加班时间29小时”，“周末加班时间68小时”，但全月合计工资却只有1355.26元。
富士康事件、黑砖窑事件，以及许许多多工友的访谈录都收入了博物馆。
(《解放日报》12.15 孔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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