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早怎样学外语

    皇族：兴趣极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被世人诟病。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3位皇帝曾大胆地学习欧罗巴文化。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

    虽然身为“傀儡”，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皇帝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在光绪皇帝的影响下，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小皇帝的教育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从学习英文单词到读《伊索寓言》等英文的短篇故事，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

    官员：汉字注音

    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为此，他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进行翻译。

    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由于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

    到了晚清，著名外交家李鸿章虽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他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有一次出使沙俄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

    文人：口诵笔译

    相比政客们汉字注音的外语学习法，真正值得当代人追崇的，应当是民国的学院派文人。   

    “辫子教授”辜鸿铭屡屡被自由主义者们骂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讥讽者们却很难望其项背。辜鸿铭10岁时就随义父布朗在苏格兰接受严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布朗的教法是死记硬背。他要求辜鸿铭背诵《浮士德》，并说“只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时我再讲给你听吧！听懂再背，心就乱了，反倒背不熟了。”这样，半年多的工夫，辜鸿铭就稀里糊涂地把一部《浮士德》背了下来。

    之后辜鸿铭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把莎翁的37部戏剧都记熟了。辜鸿铭后来在北京大学教英语时，有学生向他请教掌握英语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简单：“先背熟一部名家著作做根基。”   

    对于张爱玲来说，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并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反反复复，英语水平就会大有提高。

    商人：英汉夹杂

    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后，一时间外商云集。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学起了英语。

    上海商人在与外商交谈时，连估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当然，“洋泾浜英语”并非上海特有，在广州、澳门、哈尔滨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洋泾浜英语也丧失了生存土壤。但不要以为它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的“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都是“洋泾浜”。

    （《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3期 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