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被刺后的重生

　　一位医学生在博客里写道：应该把绑在医生身上的东西卸下去，而且要让病人和家属都知道，看病贵不是医生决定的事，看病难也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事。

　　凶手是同一人

　　温岭医生被杀的消息，邢志敏是在10月26日早晨看新闻知道的，那时她正和丈夫吃早餐。

　　“又是一个。”她淡淡地告诉丈夫。这些天医护被打、被杀的新闻已不止一例。何况，平日医疗界发生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不过是没被报道而已”。

　　可当事件渐渐清晰起来后，邢志敏发现，事情同样发生在耳鼻喉科，凶手同样是动了鼻中隔手术，跑了多家大医院去检查，同样在行凶前有预谋，后来被认为“精神有问题”……竟和去年那幕如此相像！

　　不同的是，温岭的王云杰医生被刺中了心脏，抢救无效死亡。

　　而去年4月，她被那个叫吕福克的凶手割断了颈静脉，失血一千多毫升，还有另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医生遭同一人刺颈，所幸都抢救脱险。

　　今年5月，西城法院对此案作出了宣判，因吕福克系限制行为能力以及杀人未遂，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到现在，邢志敏对凶手的长相始终是模糊的。

　　邢志敏说，她一直躲在丈夫的“保护壳”下。

　　遇刺之后，这个“以前连袜子都不洗”的男人替她扛下了所有关于诉讼的事，半年里不让她受到任何干扰和刺激。

　　现在，她自己决定接受采访，“没告诉丈夫”。

　　“我想来想去，也许是受温岭这件事的影响，我觉得如果您要是能真实报道的话，从我的亲身体会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2012年4月13日早晨，邢志敏出门前纠结了一下：丈夫高烧了，中午，她还要赶去机场，下午3点的飞机去外地开会。

　　但她说服了自己：号已经挂出去了，停诊不好。

　　10点30分，邢志敏的诊室里还有5个人，她专心致志给病人看病，并打算等门诊结束后就直接去机场。她丝毫未觉察，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已经走进房间。

　　这个男子突然就从拎包里抽出一把刀，刺向邢志敏的脖颈。

　　所有人都懵了！等反应过来，男子早已逃离房间。所有的事情只发生在2分钟内。诊室外的人们，只听到一声惨叫。

　　对面诊室的男医生王旻冲了过来，只见邢志敏身上满是鲜血。

　　而在当晚7点30分，凶案在航天总医院急诊科再次上演。一位副主任医师遇刺，同样是右侧颈部重伤，伤口深约10厘米，伤及第四椎体，出血约400毫升。

　　凶手是同一人。

　　心理上的问题，放大了鼻子上的不舒服

　　吕福克患有鼻炎及鼻中隔弯曲，他认为手术能缓解症状，曾在北京各医院求诊希望动手术，但医生认为其病情不需要动手术。此后，他在天津一家医院做鼻中隔纠偏手术，但难受的感觉并未消除。

　　他曾到北大人民医院，要求开“治疗不成功”的证明，以便向天津的医院索赔，但医生未满足其要求；在航天总医院求诊时，感觉医生的鼻窥镜检查又把鼻子“看坏了”，遂带了鞭子去医院抽打那位医生。

　　调解之后，吕福克又去北京航天总医院表达抗议。他占了张平板推车，一躺就是一整天，甚至随地小便。医院曾建议他找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但他拒绝走法律程序。

　　住了30多年的老街坊刘老太太认为，吕福克“脑子不太正常”。常年留着快到肩的长发，“傻傻呵呵”，“走路的样子不太正常”。有一回，她正遛弯，看见吕福克拿着斧头冲出一楼的家。原来是一对小夫妻停车，碰到了吕家院子前的小椅子。吕福克骂骂咧咧，看上去要与那对小夫妻拼命，刘老太太赶紧劝走小夫妻：“他不太正常。”

　　接触过吕福克的医生认为吕患有“心身疾病”。简单来说，是心理上的问题放大了鼻子上的不舒服。这和温岭事件的凶手连恩青有着相似之处。

　　吕福克刺伤两位医生后一直在逃，警方为此安排了3辆警车、24小时轮班在他家小区等了10天。印有吕福克头像的通缉令被贴往全国各地，悬赏5万元。

　　吕福克被收押之后，法院对吕福克鉴定，诊断为分裂性障碍，评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第二次庭审，家人不出庭，只能街道代为出席，“走个形式”。

　　“帮我问问他，为什么？”

　　院长跑来告诉她，凶手抓到了。邢志敏说：“院长，您就帮我问问他，为什么？为什么？”

　　参与庭审的人告诉她，凶手说，他恨医生，要把医生杀光。

　　“可是我没有得罪他！为什么这么恨我？”“我快50岁了，就几个字，问心无愧！为什么我会遭这种报应？”这些问题，反反复复地盘旋在邢志敏的脑子里。

　　“我只能培养阿Q精神，我只能和那些更悲惨的人比，我还活着。老天还是眷顾我……至少，我闺女回来，还能看见活着的妈……”

　　甚至有过不干了的想法。

　　“可是我不干医生，干什么？去病案室整理资料？当时选择医学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很专注的事情，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救治病人。为了医学，我已经付出了25年。如果现在改行，那对我的人生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半年以后，邢志敏回到了原来的科室，只是，换到了原先那间对面的诊室。

　　邢志敏被刺后，耳鼻喉科停诊了一日。

　　科室里的几位女医生一起买了甩棍，揣在兜里；医患坐椅位置也变了——原先，患者的检查椅比较大，所以靠墙放；现在反过来，虽然占空间，但为的是不让医生背后站人。

　　邢志敏回到科室后，同事们默契地谁也不提那件事。

　　而邢志敏还是有阴影的。

　　一位小伙子耳鸣，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去神经内科看过后，又跑来耳鼻喉科。他抖着手里的处方，嚷嚷道：“他们居然给我开了抗焦虑药？我有焦虑吗？！我不吃药！药不管用！”邢志敏下意识地坐着转椅退到角落。

　　说话也变得保守了。邢志敏以前“特爽快、特直”，会给患者信心，“这手术没什么问题，我们医院复发率很低的”；但现在，会反复交代每一个并发症。

　　她觉得这样无可厚非，但同时感到悲哀：“这就好像去乘公共汽车，在你上车前，驾驶员反复和你强调，这车可能会自燃、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虽然发生的几率很小，但你说你心里会不会梗得慌？”

　　耳鼻喉科收入不高。读了8年的住院医，月收入是四五千元；一个鼻中隔手术，手术费为234块钱。其余的，都是器械费、麻醉费。

　　邢志敏带过很多学生，可真正干本行的就一个。以前学生走，心里会觉得不舍。有一位读完了10年的博士，手特别巧，家境也挺好，但父母看不得她经常值夜班，不愿让她做医生。她最终改行做了行政工作。

　　现在，她很少挽留了。

　　“我不恨他”

　　邢志敏是矛盾的。她被人伤害过，她恨这种暴行，“法院该怎么判就该怎么罚，他不能做了这些事还什么事都没有！”法院判罚的补偿款，她一分没拿到。

　　但她说：“我不恨他。”

　　她也会站在凶手的立场去考虑：“你发现没有？真正来伤人的都是低收入者。他把他家和命都舍出来了，但觉得没达到效果。就像他倾尽所有去买一样东西，但这件东西没达到期望。但问题是，并非医生收费特别针对他提高，也不是医生逼迫他倾家荡产。”

　　邢志敏一直在找答案。从受伤后的“为什么恨我”到现在“怎么样才能让医生患者不要再对立”。

　　一位医学生在博客里写道：应该把绑在医生身上的东西卸下去。而且要让病人和家属都知道，看病贵不是医生决定的事，看病难也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事。

　　能不能大家就做自己该做的事？医生专心治病，第三方专注于解决纠纷，管理方寻找制度上的漏洞……

　　当医生出现误诊，应该由专业的第三方人员来解决。邢志敏曾在德国进修，跟着当年的欧洲鼻科主席出门诊。一位女患者哭着在医生的诊室诉说医生手术效果不佳，这位医生直接打电话给他的律师，让患者直接跟律师商谈。

　　她还看过一个挺有名的帖子，说的是护士发错药之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式。一种解决的方法是：惩罚护士，罚两个月奖金；而另一种是调查护士发错药的原因，是因为人手不够，护士实在太疲惫，解决方法是增加人手。

　　“帖子不一定真实，但是前一种就是现有的管理方式。”如果真正的原因没有解决，只是以重罚为惩戒，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

　　(《解放日报》11.5 王潇 杜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