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三谏”胡耀邦

　　提要：

　　吴江与胡耀邦交往较多，特别是胡耀邦在总书记岗位上，吴江在不同时期的三次“直谏”，且围绕“厚重”“威重”“慎重”三个主题词。

　　吴江先生逝世一年了,他经历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参与了中共许多重要理论的形成。他与中央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都曾零距离接触，与胡乔木、周扬、邓力群等理论家切磋争鸣，与陈伯达、康生等甚为熟稔。2008年，适逢“真理标准讨论”三十周年，这位“真理标准讨论”的具体组织者，向我敞开心扉，纵情谈论，讲了不少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一、“厚重寡言”为上

　　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从中央党校调至中央，旋之升任党中央总书记。但胡对亲手创办的《理论动态》还是念兹在兹。胡与吴早已相识，然实打实的接触，还是始于中央党校。对于吴在理论上的敏锐性，大是大非的不唯上，胡十分赏识。故离开党校之前，胡耀邦让吴兼任理论研究室主任，还在家中“设宴”，“拜托”吴江办好《理论动态》。吴江清楚，《理论动态》刊物虽小，分量甚重，因而凡是重要的文章他都事先报请胡定夺。

　　吴江时时关注着胡耀邦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胡公道正派、待人宽厚，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承担风险，富于牺牲精神。但吴也有感觉，胡似少了点政治家应有的城府，喜欢即兴讲话，且又直言无忌。果不然，对胡的微言渐成气候，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吴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当时吴江准备向胡耀邦推荐一篇自认为比较满意的文章。为此吴江在寄上文章的同时，修书一封，信中吴如此强调：“我的文章中引用了《晋书·尧俞传》。这篇传记说尧俞的为人，‘厚重言寡，遇人不设城府，人自不敢欺’。因为厚重言寡，虽遇人不设城府，实内含威严，故令人不敢欺；若厚重言多，又不设城府，那就难免为人所乘而受人之欺。”

　　吴老对我说，他当时写信时本想就此打住，后想，如此转弯抹角，胡不一定能够产生联想，加之胡素来喜欢听我直言，所以干脆直抒胸意：

　　“总书记过去说自己在经济上是打麻雀战，现在地位变了，麻雀战的方法也得变一变，这方面‘言寡’恐怕要比‘言多’适当一些。今后可能有很艰苦的攻坚战，麻雀战的战略应当放弃。以上可能有放肆之处，请批评。”

　　听到这里时，我忙问效果如何？

　　吴老说，效果有一点，但不大。总书记随之让秘书调来《晋书》，细细地读了一遍《尧俞传》。事后他对吴江说：“多读书真好啊，可惜我读书的时间太少了！”

　　在吴江看来，胡耀邦常常“金针度人”，却不知道有人却在借“针”度人；胡在潜心工作渴望获取新知识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周遭的风云变幻。这第一次直谏时在1982年3月。

　　二、“威重”“宽厚”失衡

　　吴江第二次直谏胡耀邦是在1984年5月，其时吴江已经离开中央党校，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实际上是“投闲置散”。也许此时此境中，吴江对胡耀邦这位老领导的优缺点及工作境况，看得更为分明。

　　胡耀邦立于改革开放之潮头，拨乱反正，组织发起“真理标准讨论”，倾力平反冤假错案，一时名重朝野。但这是他上任总书记之前，又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鼎力支持下完成的。然一旦登上总书记高位，所处环境更加复杂，其工作方法的弱点，其性格使然的不足，以及当时组织架构的束缚，也日渐显露出来。

　　为了使胡兼听则明，也为了使胡能够正确估计当时环境，吴江思前想后，毫不讳言地给胡耀邦书写了几句告诫：“宽厚有余，威重不足。有开创新局面之雄心，而无控制局势之能力。容易受人欺侮，容易被人颠覆。”吴江嘱咐胡耀邦秘书，务将这张纸条递交总书记过目。

　　我又追问，胡看后作何反应？

　　吴老告诉我，据说总书记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笑声当然还是潇洒，可实蕴含着诸多无奈。

　　三、“慎重”对待检讨

　　第三次直谏是在1987年1月。

　　吴江在第一时间里知道胡耀邦将辞去总书记一职，其内心比胡在任总书记时还焦急。深谙中共历史的吴江知道，凡第一把手辞职，必然要在中央重要会议上作检讨，而这一“检讨”又将记录在案。胡是豁达看得开的人，他的自我检讨，极有可能会上纲上线。而在吴江看来，胡耀邦将会在中国历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如果脱离实情任意贬低，这不仅仅是他人生历史上的败笔。吴江毫不迟疑，急速向胡耀邦传话：“慎重对待检讨，不可轻易、更不可无限上纲。堂堂正正的上，堂堂正正的下。”然而此时的胡耀邦，不知何故，依然不听劝阻，还是作了拔高的“深刻检讨”。吴江得悉后，只能徒唤奈何。

　　(《文汇读书周报》11.1 陈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