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宋朝是个市民社会,商品经济空前发达,房地产市场空前兴旺,但是宋朝人始终没有发明按揭购房,更别说把房产抵押给银行,再从银行领钱来养老了。宋朝比较流行的以房养老只有三种模式:一是靠出租房屋来养老;二是“卖房养老”;三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收房养老”。我们不妨以欧阳修为例,说说宋代人如何以房养老。
欧阳修租房并非个案
大约三十岁那年,欧阳修在洛阳任满,被调到首都开封做京官。按照规定,京官不能携家带口住衙门,所以欧阳修只能携家带口在外面租房。他写诗描述过自己的租房生活:“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他在京城里没有房产,在一个偏僻社区租了一所破旧小屋。那里地势低洼,夏天下暴雨,周边的积水汹涌而来,排不出去,院子里全是水,把墙壁都泡出几个大窟窿。幸好家里没有多少财产,不然窃贼一准儿光顾。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欧阳修都当了官了,怎么还在租房?
首先,北宋开封的居住成本是非常高的。用王禹偁的话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京城里不动产跟黄金一样贵,除了皇亲国戚和好几辈子都做官的家庭,很少有人买得起房。
其次,在整个宋朝乃至此后的元明清三代,甚至直到民国时期,官员租房一直都是极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北宋名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在京城当官就得租房,要么租公房,要么租民房,不租房简直是奇迹。南宋哲学家朱熹也说:“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连宰相、副相和枢密使那样的高官都在租房。北宋还有一位很出名的大臣寇准,官居一品,没有一套房产。当地方官时住衙门大院,进京述职的时候就租住民房,连续四十年一直如此。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想象得到,欧阳修租房并非个案,他只是宋朝官员租房大军里很普通很不起眼的一员罢了。
四十二岁才买下二手房
不过欧阳修对租房生活并不满意。他给朋友梅圣俞写信说:“吾居传邮耳,此计岂踌躇?”意思是说他租的房子就像一个驿站,终究不能一辈子住在那里,将来一定要买房。
后来他去滁州做官,写了名满天下的《醉翁亭记》,描述在滁州喝酒游山的悠闲生活,好像小日子很舒服。其实不然——他那时候在滁州当一把手,名下仍然无房,只能像在洛阳做官时一样携家带口住衙门,感觉颇为不爽。所以又给朋友曾巩写信,说“官舍如传邮”,衙门里的房子再好,归根结底不是私产,不能当成自己的家。他很想买房,或者买地建房。
此后的若干年里,欧阳修几起几落,当过京官,再当地方官,然后再当京官,再下放地方,直到四十二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自己的房子。不是他不想买,只是因为买不起。没错,宋朝实行高薪养廉,官员薪水超过其他任何朝代,但是他的开销也非常大:既要付房租,又要养儿女,既要帮扶穷亲戚,又要自掏腰包救助管辖下的穷苦群众。而且他还非常喜欢收藏古书和收买古董,历年薪水大多变成了在俗人看来一钱不值的金石拓片,所以他始终买不起房。
42岁那年,欧阳修狠了狠心,在安徽阜阳(当时叫“颍州”)西湖之畔买下一所二手房。从此以后,他不买古书了,专心收拾房子,继续在阜阳购置房产。有了余钱就买成房子、买成地皮,即使是在外地做官、公务繁忙的时候,也不忘指挥着大儿子买房置地和悉心装修。前前后后又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欧阳修在阜阳置下一百多间瓦房,每间瓦房都装修一新,随时可以入住。
我有幸读过欧阳修晚年写给大儿子欧阳发的信,其中一封写道:“韦业已了,只是屋下生活,可委刘宗。”说明他当时刚刚从一个韦姓业主手里买了房,并让儿子找人装修(宋朝人把室内装修称为“屋下生活”)。
欧阳修没活到“以房养老”时日
欧阳修在阜阳买房的时候已经有四个儿子,女儿也出嫁了,小孙子已经出世。儿孙加上仆人,全家不过二十几口人,每人住一间,二三十间房子也就够了,为什么非要置上一百多间房不可?为什么每间房子都要装修?因为他想用那些房子来养家,以及养他自己的老。
从60岁开始,欧阳修把所有空闲的房子统统租了出去,他的开销和他家人的开销大多来自房租。我们可以读一读欧阳修写的另一封家书:“才得婆孙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医人须着照管,且频与钱,但于房钱内取。”“婆孙”是他小孙子的乳名,“大姐”是他的大孙女,小孙子病刚好,大孙女又患上痢疾,病情不容乐观,医疗费用捉襟见肘,所以他让儿子从“房钱”也就是房租收入里开支。然后他又写道:“及他事少钱使,但于房钱内随多少取使。”连其他花销也从房租收入里扣除。这时候欧阳修已经从房客变成了房东,而且还是一个差不多专靠房租收入过日子的房东。广东人管这种房东叫“包租公”,晚年的欧阳修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包租公。
欧阳修真正退休是在65岁,退休以后还领着退休金,一年后他就去世了,他购置的那些房产被他四个儿子分别继承。实际上,欧阳修并没有靠房子来养老,但他当时努力购置房产时确实做着以房养老的打算。
(《北京青年报》10.29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