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曹雪芹故居争议始末

    提要：

    曹雪芹与《红楼梦》是中国人永恒的话题，几乎每一次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新发现都能引起人们的极大热忱。40多年前，在北京香山发现的“正白旗39号”旗下老屋的题壁诗就在红学界乃至更大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地震”。

    “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曹雪芹何时来到西山？这些问题，自从老屋题壁诗被发现后，便经久不衰，至今尚无定论。

    西轩题壁

    1971年，刚从北京二十七中退休的舒成勋回到香山正白旗39号的老宅居住。舒成勋祖上是正白旗舒穆鲁氏，他家已经在这里世代居住了二百多年。此时，这所老宅已千疮百孔，连北房西头单间的檩条都断裂了。闲来无事，舒成勋决定好好拾掇拾掇这所老房子。

    4月4日，舒成勋进城办事，他的老伴儿陈燕秀独自在家收拾西屋，准备修房。搬床时，陈燕秀一不留神，把西墙的灰皮碰掉了一块。此时，她隐约看见，墙皮剥落的地方有墨笔写的字迹。陈燕秀十分好奇，她试着把墙皮一点点揭下来，没想到字迹越揭越多。半天工夫，大半扇西墙的灰皮都被她揭掉了。看着满墙的字迹，陈燕秀有点儿六神无主了。当时，正值“文革”中期，她不知道这满墙的字迹会不会给自家惹来麻烦，便不敢再往下揭了。

    掌灯时分，舒成勋从城里回来。一进家门，舒成勋的老伴儿和大哥就火急火燎地把他拉到西屋墙边。舒成勋看到，墙上写满了字，而且字句布局有序，排列整齐。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扇面，有的是菱形。他仔细一读，发现这些字迹是诗词和对联，并且还有两处落款——“拙笔学书”“学题拙笔”。

    舒成勋的祖辈一直在旗营中做武官，只会骑马射箭，别说写诗了，连汉话也不常说。这墙上的诗是谁写的呢？舒成勋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跑到小西屋去研究墙上的字。舒成勋后来回忆，墙上的字迹面积大概占整面西墙的60%，除了高处边缘被烟灶熏得有些发黑外，其他字迹都清晰完好，墨色如新。他数了数，墙上共有6首诗和一副对联（后文物部门考察时又发现一首诗）。其中写在墙面正中央的菱形对联最为引人注目：“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横批：“真不错。”

    舒成勋让外甥郭文杰把题壁诗一一拍照。然后，他赶紧把家中发现题壁诗的事报告给了街道。虽然不知道题壁诗是谁写的，但舒成勋隐隐感到，这可能与曹雪芹有关。

    争议初起

    舒成勋家发现题壁诗后，有关部门很重视。5月13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到民盟中央的电话，希望派个专家给鉴定一下。当时，红学泰斗俞平伯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于是社科院便让红学家吴世昌前去考察。

    吴世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所旗下老屋与曹雪芹无关。吴世昌在《调查香山健锐营正白旗老屋题诗报告》中写道：“题诗者并不署名，只写‘偶录’‘学书’‘学题’，可知是抄录他人的诗。从其抄错的字，可知他并不懂得做诗的技巧——平仄（例如“底”误写为“低”），他本人文理亦不甚通顺，他所欣赏选录的“诗”都很低劣。他的书法是当时流行的所谓‘台阁体’，软媚无力，俗气可掬。录者大概是一个不得意的旗人。这些题诗，一看即知与曹雪芹无关。”

    此外，吴世昌还注意到，一则扇形题诗记有“岁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字样。有清一代，只有四个丙寅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868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康熙二十五年曹雪芹还没出生，嘉庆十一年曹已经过世四十多年，如果题壁诗与曹雪芹有关，只可能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而吴世昌认为，根据传说和史料，乾隆十一年曹雪芹还没有移居西山。因此，题壁诗绝不可能与曹雪芹有关。

    俞平伯看过吴世昌的报告后，深以为然。他在文后附上的《俞平伯附书》中写道：“吴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红学家的鉴定，令舒成勋有些沮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6月9日，北京市文物考古队竟然派人把舒成勋家的题壁诗给揭走了。直到1984年曹雪芹纪念馆开馆，题壁诗的原件才被送回纪念馆收藏。

    虽然老屋上的题壁诗没有得到专家的认可，但是舒成勋坚信自己的旗下老屋就是曹雪芹的故居。在墙上题字的那位“拙笔”很可能就是曹雪芹的朋友鄂比。他把赠给曹雪芹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写在了曹家的西墙上。墙上的字虽然已经没有了，但舒成勋把外甥拍的照片贴在墙上，把小西屋布置成了一间陈列室。

    丙寅年

    1980年夏，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胡德平与几个大学同学一起拜访了舒成勋。与舒成勋的谈话，一下子让胡德平对曹雪芹在香山的生平活动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趣。从此，他便成为“故居说”最有力的支持者。

    当时学界对于“正白旗39号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题壁诗中的“丙寅年”上。如前所述，有清一代只有四个“丙寅年”，与曹雪芹生活年代相符的只有乾隆十一年。反对者的论据是，正白旗39号原是健锐营的营房。健锐营始建于乾隆十四年，这所旗下老屋自然不可能早于乾隆十四年。因此，此“丙寅年”不可能指的是乾隆十一年，而应是嘉庆十一年，甚至更晚。

    胡德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翻阅典籍发现，早在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就在香山一带建立了行宫。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又把香山行宫改建为静宜园。既然香山一带自清初就有行宫，那么这里就不可能没有驻军和营房。正白旗39号的旗下老屋，很可能是健锐营成立之前就建在这里的香山驻军的营房。健锐营成立后，这些营房与健锐营合并了。

    北京曹雪芹纪念馆馆员樊志斌对记者说，考证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牵涉的问题极多。其中既牵涉曹雪芹何时生，何时死，在北京的经历，何时到西山等问题，还牵涉清代的八旗制度，清人写诗的习惯等问题，非一两句话能说清。

    是“故居”还是“纪念馆”

    关于“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议虽然还很炽烈，但在胡德平、海淀区委和北京植物园的努力下，1984年，“正白旗39号”老宅整修完毕。工作人员不但按照正白旗营房原有的规制，用老料把“正白旗39号”重建了，而且把铲掉的字也按照原来的大小位置重新复原了，但到了为纪念馆题名时，却出了一个小插曲。

    白明当年曾做过胡德平的助手。由于白明跟溥杰关系不错，所以大家委派他去找溥杰题字。白明记得，摆好了笔墨纸砚后，溥杰题写了“曹雪芹”三个大字。可写完这三个字后，溥杰坐在椅子上抽起烟来。当时还是毛头小伙的白明纳闷地问：“二爷，您怎么不写了？”溥杰若有所思道：“歇会儿。”歇了一会儿后，溥杰把烟一掐，把写好的“曹雪芹”三个字团了，重新铺上纸，大笔一挥写了“曹雪芹纪念馆”六个大字。白明对记者说：“我一看就傻眼了。大家让我来求的是‘曹雪芹故居’，这怎么成‘纪念馆’了？我说，二爷，这我没法交待呀！可是溥杰什么也没说。”

    果不其然，一同为筹建“曹雪芹故居”忙活了好几年的严宽等人一看“曹雪芹纪念馆”几个字就不干了。他们埋怨白明说，“故居”和“纪念馆”可不一样，纪念馆建在哪儿都行，故居就这一个呀！白明感到没完成任务，又找到溥杰。溥杰对白明说：“我不是红学家，我没有权力写‘故居’，请体谅我这份担当。”

    1984年4月22日，曹雪芹纪念馆举行了开馆典礼，在京的红学家都参加了典礼。虽然他们对于“故居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为曹雪芹建一座纪念馆，大家都举双手支持。

    三十年过去了，“正白旗39号”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论还在继续。但不管怎么说，“正白旗39号”的发现，为红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也重新点燃了人们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热情。

    压题图为：正白旗三十九号院西墙题壁诗全景（1980年复制）。

    (《北京日报》11.5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