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由于高三学生高考比率下降、考上大学后弃学者的出现、农村子弟考上重点大学人数减少、大学毕业生求职难等种种现象,“读书无用论”第三次登场。
现代社会,还有“读书无用”的论调发出,实为文明的耻辱。
可谬论显形前,往往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且也经历过实践的检验。
第一次“读书无用论”发生在“文革”时期。那个时代,政治正确排位第一,知识不但奉陪末座,反而可能招来祸端。“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当时的流行语。相对而言,理工类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学科,安全许多。王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写道: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
“文革”后,特别是恢复高考后,“读书无用论”就迅速烟消云散。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遭遇多年的重创后,对大学生等人才是刚性需求。不过,于个人而言,考上大学的价值,更在于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分配工作。知识并没有独立地改变人的命运,这为第二轮“读书无用论”埋下了伏笔。
成为城市人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孰轻孰重?改革开放初期,曾短暂出现一个现象或可做注脚——一些最好的初中生,被家长鼓励考入师范中专,而不是上高中从而参加高考。原因就是当时高考录取率太低,而上中专可以迅速获得城市户籍、分配工作。
不过,大学很快展示出诱人之处。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成了当时改变命运隐蔽而强大的力量。
当国家干部的待遇相形下降,第二次“读书无用论”就随之兴起。
随着社会进一步开放,更多民营企业成立、外资企业进入,释放出大量白领职位,它们需要大学生,且比体制内的待遇更灵活丰厚。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获得人生一般性成功的保证。读书,于是再次有用。
事实上,也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底层青年能依靠自己的学习而向上流动,才是纯粹意义的“知识改变命运”。
时至今日,当人们第三次怀疑读书的价值时,也可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开放程度的失望。虽然城乡界限已经被最大范围地打破,但随着阶层的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出路反而窄化。“考公务员改变命运”成为更多人信奉的真理。大学扩招导致高等教育注水,又加重了人们的失望。
如果说,第一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第二轮“读书无用论”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最新一次对读书的怀疑,则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难题。药方或许众多,但让社会更加开放而合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是一个真理,若它不能接受实践的检验,整个社会的命运,迟早将被改变。
(新浪博客10.31 徐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