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臣的著书与官运

　　提要：

　　近年来，百行百业，个人出书之风盛行。而在百多年前，中国出版业远不如今天发达，就有清朝官员热衷于出书，并且还以此达到“起死回生”、在仕途博得“上位”的效果。

　　张之洞因著《劝学篇》而“起死回生”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张之洞已经是晚清的名臣了，1895年，张之洞积极支持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1896年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曾发官方文件要求湖北全省公费订阅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

　　但当他发现《时务报》连续发表批评朝廷的文章时，张之洞警觉了。1898年，张之洞开始撰写《劝学篇》。此著作堪称张之洞为自己后来的仕途危机预设的一丸“解药”。

　　《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多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张之洞认为不能动摇；所谓“通”，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等事，张之洞认为可以变通、举办。他主张在维护满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国家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的“阙”。

　　这年9月下旬，慈禧颁布训政诏书，铲除维新派。因为张之洞此前发表过《劝学篇》，并进献给光绪和慈禧，书中既有若干新学内容，更有维护君主专制思想，使《劝学篇》左右逢源，光绪、慈禧太后都认可肯定，并下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指示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

　　最重要的是，原本也有维新色彩的张之洞使满清最高统治者排除了对他的疑忌，免除了杀身之祸。《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为何公务冗繁的封疆大吏要在云谲波诡的1898年出书？张之洞后来道出了他写《劝学篇》的缘故：“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原来，宦场高手张之洞早有“预谋”。

　　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劝学篇》被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不胫而遍于海内”，据说，刊印不下二百万部，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出版业发达的今天，都是惊人的数字。

　　袁世凯编译《练兵折》，运来铁变金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战败赔款割地，统治者“秋后算账”，甚至有权贵认为是袁世凯在朝鲜担任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时“任性妄为”挑起了中日战争，致使国家蒙受损失与羞辱。朝廷虽然没有追究其责任，但是，不给他担任重要职务。

　　袁世凯是何等人物！他当然不甘心。于是，总结以往经验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招致幕友，僦居嵩云草堂，日夕译撰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刘禺生撰《世载堂杂忆》）

　　书成之后，袁世凯又想尽办法，将之送到当时慈禧身边的大红人荣禄手中，“层叠纳交，果为荣所赏”，本来走倒运的袁世凯抱上了荣相国的大腿。此后，组建新式陆军，掌握了军权，运来铁变金，袁世凯一步一步地掌控了晚清的命脉。

　　善于投机逢迎的袁世凯，以出兵书扭转了他的仕途困局，并为自己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才成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袁世凯。

　　端方《劝善歌》中最大的“创意”

　　端方是满族人，字午桥，一度支持戊戌变法，担任了全国农工商总局的负责人，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推翻，农工商总局撤销，端方也被革职。在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指点下，端方未受株连，还进献了自己编写的《劝善歌》。慈禧看后很高兴，授意各地广为宣传。

　　端方的《劝善歌》为何如此深受慈禧赏识？其实，书中大都是劝人为善的警句，没什么大的学术价值，最大的“创意”是书中夹杂了这么四句话:“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和“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这绝对是该书的“亮点”，使得端方不降反升。

　　此后，端方深得慈禧宠眷，被赐三品顶戴，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护理陕西巡抚。1905年被清廷派出国考察，回国后编写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受到慈禧的垂青。

　　著述出书，被晚清大臣屡屡运用在政治上，并且发挥出了神奇的“上位”效力，实在让人刮目相看。

　　（《羊城晚报》10.30 李晓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