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提要：在误读世界的同时，世界有时也在误读我们。“误读”几乎是人类文化交流中难以回避的现象。如何减少因误读带来的偏见，以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平心静气、客观地认识对方也许更为重要，也更有益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19世纪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外国不过是些“蛮夷”，有则来朝，没有也无所谓，而且还要“严华夷之大防”。这种“天朝观”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中心论”，用中国的准绳来解读历史、看待天下。当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外部世界没多少牵连时，这至少还能行得通；然而当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不可能再闭关自守时，这就成了无知，而无知的结果就是误读世界。
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可能会误读。误读分几类，一类是在全然不了解对方的情形下出现的误读，这在世界范围内很普遍；一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读；还有一类，说误读是客气，严格讲应叫歪曲与污名化。再有一类来自于成见，成见一旦板结为思维方式，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实，都可能依照主观好恶加以取舍，永远固执己见。
记忆中的“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
在我少儿时代的印象里，儿童文学中描写的美国“小汤姆”是吃不饱饭的，美国劳动人民每天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马丁·路德·金，我们只知道他是带有贬义的“非暴力主义者”，最终还被暗杀，至于他是伟大的民权主义领袖，有个闻名世界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且深受美国民众爱戴，我们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对我们来说，就是无恶不作。
自从尼克松访华后，“美帝”的丑恶形象逐渐改变，而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的面目开始变得穷凶极恶，这与50年代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那个苏联有天壤之别。苏联妄图侵略中国、想扔原子弹攻击中国的想法在我们心里根深蒂固。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记忆里更是臭不可闻，他去世时报上发布的消息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
真实的赫鲁晓夫与我们描述的那个恶人也大不相同，但对他的污名化，时至今日仍影响至深。据统计，赫鲁晓夫当政时对华援建的项目远超过斯大林时代，还归还了旅顺口海军基地，将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转让给中国，废除了有损中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在中国大饥荒时代，对苏还债只占国家财政支出很小的比重，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特意提出债务暂缓，并向中国提供粮、糖的援助。事实上，想提前还债的恰恰是中国，原因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对已故的赫鲁晓夫却依然欠缺一个公正、客观的交代。
改革开放前，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印象，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水深火热，不是殖民地就是帮凶，连看朝鲜影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都在加深这种印象。直到了解了世界的真实情形后才知道，亚洲有“四小龙”，经济早已腾飞；而日本经济早在1950年代就恢复到战前水平，1960年代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文革”时期，情绪化的“敌我分明”
1974年1月30日，某大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过来人都清楚，那时全国上下正兴起一股暴风骤雨般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运动，原因是他执导了一部反映中国的纪录片（片名为《中国》）。批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还结集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书。
改革开放后再看这部作品，感觉完全变了，因为我们走出了文化荒漠，具备了美丑的鉴赏能力，我们自己也已重新看待了那段荒唐的历史。相反，我们今天再看《中国》，会发现影片对“文革”甚至还有些许“美化”的痕迹。一位对中国甚至对扭曲的中国抱有善意和同情的伟大导演，却被一个荒唐的时代误读成相反的人物，令人感慨不已。
为什么选择开放
1978年中国实行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改革是因为不改就过不下去了，而开放也正是因为再不打开国门就无法生存了，这是当时上下的共识。那时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再这么穷下去，就会“被开除地球的球籍！”
不过，30多年来，讲改革的原因、说改革的好处、提改革的成就比较多，而开放提得相对较少。事实上，改革开放就意味着国内的机制、体制需要改革，而对外的封闭状态也要彻底改变。改革与开放是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没有改革就无法开放，没有开放，改革也无从谈起。可以说，这是自19世纪上半叶后的又一次“睁眼看世界”。
开放以后还存在误读吗
开放初期，来中国内地的游客、专家、留学生、访问学者，最多的是日本人。有位日本留学生临回国前憋不住了，终于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普通饭馆里的酱油瓶和醋瓶的造型如此难看？而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许多日本人私下聊天时都说过，但谁都没有问中国人，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的佐料瓶都是这样的，问了很不礼貌。
在美国、日本，年轻一代不可能体味到什么是极度贫困。公共厕所没有卫生纸，现在的多数中国人还能知道其原因；而过去很多大众饭馆的酱油瓶和醋瓶为什么都要打一个缺口后才敢摆在桌子上，恐怕连今天的中国人也难以明白。所以说，即便开放了，即使外国人来到了中国，假如只是从外表观察，仍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
上世纪80年代，来自日本、美国的著名汉学家为我们讲课，阅读他们的书籍，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和研究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们自己。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举世公认的研究日本的佳作，但她在写这部著作时，压根就没去过日本。因而，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和解读，细心的研究、广泛的阅读、来回的比较、大量的采访、理性的思索，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这种阅读和研究超过了简单游历，因为人的经历是有限的，看到点、见到木的时候比较多，而要了解面、知道森林，就不能不依赖深入阅读，借鉴别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我多次在欧洲旅游，发现在那里打工、开饭馆的很多国人属半文盲状态，不要说所在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就连对祖国也一知半解，甚至还有除了家乡温州和青田，哪儿也没去过，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罗马遇见一家饭馆的老板，来自福建的夫妻二人告诉我，当初花了30多万人民币偷渡来欧洲，最先去的是阿尔巴尼亚，以为那里属于欧洲，肯定很富裕，去后才发现不对，之后又迁往塞尔维亚，还不是想象中的欧洲，最终才来到了意大利。
一次在莫斯科，陪同我的翻译是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现代文学硕士生，一聊天，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甚至索尔仁尼琴，一概不知，原来她在这里天天忙于当翻译、赚钱，还没来得及读书呢，以前对此也毫无兴趣。没有求知欲望、缺少文化储备、思维狭隘单一，尽管身处国外，又能怎么样呢？
当中国发展加速、国力日益强大后，盲目自大日益明显，甚至无视自己的缺项和弱项。这一时期最大的误读，就是以为全世界都只认钱，只要有钱了，自己身上的一切就是对的，直至认为世界也要靠自己口袋里的那点钱去拯救。
“误读”在人类文化交流中难以回避
事实上，在误读世界的同时，世界有时也在误读我们。“误读”几乎是人类文化交流中难以回避的现象。如何减少因误读带来的偏见，以开放的眼光、包容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客观地认识对方，也许更为重要，也更有益于中国与世界。
（《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 顾土）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