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许多病人进医院一心想彻底治愈，认为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就是“庸医”，就是不负责任，这样的思维逻辑不仅不利于疾病的治疗，而且成为医患纠纷的“导火索”。
10月25日，浙江温岭第一人民医院的三位医生，在出诊时被病人刺伤，一位因伤重死亡，另两位还在抢救中。就在同一天，北京“120”急救的两名医护人员接报，深夜出车运送酒醉病人，醉酒者同行拒付车费，争执之中，医生被打伤，致髌骨骨折。
北京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余力生后来得知，这次罹难的医生是自己的同行：五官科主任。
五官科是伤医“重灾区”？
浙江伤医案连某某，去年3月曾到温岭人民医院接受鼻内镜下鼻腔微创手术，术后觉得不是很舒服，认为手术有问题。于是在医院做CT复查，CT显示情况正常，可他还是对这个结果产生怀疑，又去别的医院做了CT，但均被告知无异常……这一切，就是他将医生置于死地的原因。
作为五官科医生的余力生，从医学原理上，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官科会成为伤医案的“重灾区”。调查显示，中国人有心理、情感障碍的人所占比例可达17%，这些心理疾病，最容易出现的躯体症状多集中在头疼、头晕、耳鸣、鼻炎等细小问题上，都是五官科的诊治范围。
“人群中有60%的人有鼻中隔偏曲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鼻塞、鼻炎、头疼，但是这些症状在心理疾患时也存在，人们却一股脑把它们归结为鼻中隔的问题上，要找医生手术，手术把鼻中隔问题解决了，但原本就属于心理疾患的躯体症状却不可能消失，做手术的医生就可能成了‘替罪羊’。”
谁都不能为生命打保票
余力生1994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专家，对疾病的不断了解，使他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人的疾病和死亡，三分之一是上帝决定的，三分之一是病人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一才轮到医生。“上帝就是遗传，改变不了，病人本身的心理，各种社会因素占三分之一，留给医生可操作空间，只剩下三分之一，我们其实是在‘逆天行道’，去改变的是疾病必然的发展规律，很难保证像修车那样手到病除，即便是名医”。
北京一所著名的三甲医院，曾经在耳蜗手术上失败，家长心急，自己花钱请来了余力生在德国的导师。手术前，患儿家长向德国专家提要求，因为已经失败了一次，所以这一次一定要万无一失。德国专家听后，当即拒绝了手术，他说，任何医疗手段都有风险，即便是他，也不能保证肯定成功……
统计显示，北京协和医院的死亡率和医疗纠纷都是位居前茅的，众所周知，协和医院是中国顶级医疗机构，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水平不足才有了如此“业绩”？显然不是，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国内医疗水平顶级的医院，所以才接受了各地转来的疑难病、危重病，自然少了回天之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医学和医生，至少在目前情况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为生命打保票。
医生的语言也是药
余力生的病人很多，但他每次的门诊都力争只看20几个，因为要把病情对病人讲清楚，用他的话说是给病人“洗脑”，包括“洗掉”那些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生命预期，而这，本该就是医生的本职之一。很遗憾，像余力生这样，舍得腾出时间和病人细说的医生，很少。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讲过一个例子，是个老干部，有慢性病，每个月要去医院拿同样的药。挂号分成5、15、50元三种，即普通、专家、特殊专家，但他每次都挂最贵的。他说，“5元的，医生不听我说，也不和我说；15元的，听我说，不和我说；50元的，听我说和我说，所以我就挂50元的。”
何教授的结论是：药不一定装在瓶子里，语言也是药，医生对病人的教育，与手术，药物同等重要。医生的语言，在病人的正确心理预期的设定上，至关重要。
专家的倡议
统计显示，中国的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后三分之二其实都不是疾病所致，而是因为心理目标的错误设定所致，或者因为急躁而治疗上用力过猛，慌不择路，或者自己错误地设定了一个目标，而且将所有信心和希望寄托在这个目标上，并随着目标一起，沉浮，破灭。
今年7月，由吴孟超、钟南山、胡大一、凌峰等十一位院士、教授联名签署《促进临床医学人性化的十点倡议》向社会公布，为近几年来不断发生的医患纠纷把脉。
这十点倡议中，涉及病人心理安抚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关心病，更关心病人，尽力为病人提供心理、社会支持”等。在10月27日刚刚结束的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年会上，何裕民的“除了治疗，医生还能给患者什么？”的报告，特别提出：医生要学会说“病”，说病不仅仅是解释病情，还包括给病人指明下一步“路在何方”。
（《北京晨报》10.29 佟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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