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斯坦福大学能两年四获诺贝尔奖

    提要：

    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已有近30人获得诺奖，不要说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国家来比，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

    揭秘这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于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许有所裨益。

    一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美国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共有四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去年科比尔卡获得化学奖，罗思获得经济学奖；今年莱维特获得化学奖，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这所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双子星座”的辉煌。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我于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现在把我对这所大学的一些真实感受拿出来说说，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二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

    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5届。

    一般人别说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去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三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最佳窗口。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吃得很好。访学那一年，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我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了长期观察，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曾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十分嘈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四

    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它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戈登教授的研究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组织这种活动，一是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是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五

    当然，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主要包含的因素有：大众的思维水准和社会的价值判断；哲学传统；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以及学者的道德风尚等。

    顺便说说，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就是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发明等。

    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在很多中国高校的校训都提到了“创新”，但是没有一个讲“发现”的，说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清楚。

    (《羊城晚报》10.26 石毓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