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为何没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各种主义、思潮。“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也曾在中国社会传播、流行，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由于它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从根本上指导解决中国问题而最终未能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

    自由主义为何没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其阶级基础。其实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充分，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同时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不强大，为什么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胜利呢？这就说明，把自由主义没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根本原因归之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强大是有问题的。它可能是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自由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者的自身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

    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或思想内涵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由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尽管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根据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对它进行过修正，但他们强调的更多的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如胡适就一再告诉青年人，要想救国必先救自己；要想争国家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先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而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和民族都灭亡了，个人又怎么会有自由和权利呢？即使有了自由和权利又如何予以保障呢？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始终显得有些隔膜。这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后，当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眼前，华北地区已不能摆放一张平静的课桌的时候，胡适等人还要广大青年和学生们放下救亡不管，而钻进象牙塔中安心于学习，理所当然地不能说服广大爱国青年和学生的主要原因。

    和自由主义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始终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留学过欧美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难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结，他们不仅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而且从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少数知识精英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就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用丁文江的话说：“少数人”便可以“主宰社会的进步”。正因为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所以无法找到变革社会的现实力量，而他们自身的力量又十分弱小，对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提出的种种主张都是从书斋里出来的，没有实践的可行性。与此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自始就走向下层，坚持与工农相结合。

    相对于封建专制与独裁来说，民主和自由当然是美好的，但它不会从天上自动地掉下来，就是在自由主义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其民主制度也是经过暴力与革命才建立起来的，如英国、法国的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而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度，专制传统根深蒂固，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反民主反自由的力量非常强大，除非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否则它不可能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企图通过诉诸理性而使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只能是天方夜谭。早在清末，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先后失败即已证明和平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大革命运动的失败，认识到“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而开始了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的斗争。与自由主义比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能扣住时代的主题，又抓住了变革社会的主要力量，并寻找到了变革社会的手段或工具（暴力革命），因而最终成了历史的选择。

    主题词诠释：“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一词源出西班牙语“Liberales”。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得到广泛流行和使用，成为近代西方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流派的代名词。其核心价值是：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的发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认为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从这一核心价值出发，自由主义在思想上主张开放、多元与宽容，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代议制民主，主张通过温和的社会变革实现社会进步。

    （《北京日报》10.21 郑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