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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3年10月12日 星期六

    中国文化的“大”与“早熟”

    《 文摘报 》( 2013年10月12日   03 版)

        谁认识中国文化?

        过去的中国人,大约不易于认识。因为他处在局中,又缺乏其他不同文化的对照。在当初那时,围绕着中国的一些邻邦外族,原没有我们的文化高明,我们当然就有一种自大的心理。到了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后,与近代西洋文化见面,有了比较对照,似乎可以引生自觉;但又被它严重打击,茫然无措,陷于过分自馁。

        想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前途,能有全盘观测,而寻出中国文化在那里面的位置,庶乎于其长短得失才有个分数。然而此岂易言呢!

        怎样认识中国文化

        我们要认识中国文化,从何入手呢?我们不要搬出古书来讲,亦不要从远古历史说起,正不妨从眼前事实来看。

        眼前的事实,是抗战四年,而中国依然存在。谁都知道敌人是世界强国,其侵略中国,曾有数十年的准备;而我们呢,则有数十年的内乱,教育落后,经济落后,国防军备,几无可言,只在抗战前国家方才表现统一。以此而论,它征服中国,应当是很容易的。想不到四年之久,依然不能解决,这在我们一面,究竟靠着什么?说一句老实话……这全靠我们的家业大,就是国家大。

        “国大”这一桩事实,它给我们很大好处,也给我们很多坏处;能为祸,亦能为福。关系既深且大,所以很值得考虑和追问。中国为什么能这般大?我想这是中国文化结果之一面;要认识中国文化,便可从这里入手研究。

        在柳诒徵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幅员之广,世无其匹,试问前人所以开拓这样大的局面,所以维持这个大局面者,果由何道?第二,中国开化甚早,绵延至今,历史最为悠久;即史籍之富,亦世界未有。试问这又由何道?第三,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即以汉族言之,所吸收同化者,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皆相忘。试问其容纳沟通又由何道?

        我想柳先生指出的三大问题,我们若能求得明白满意的解答,则中国文化的内容要义,不难得到了。

        当真要认识中国文化,必有待于两大问题之宣白。一、中国社会史上文化盘旋不进的问题。二、人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

        前一个问题亦就是有些人争论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呢或不是?中国何故总不进于资本社会?我对于此问题虽有一点主见和判断,如:

        一、不认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范畴之内,而认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是各走一路,其彼此之差,可作流派观,不可作阶梯观。

        二、不认中国是开化早而进步慢,而认中国在末后一两千年已入于盘旋不进状态。中国文化,与其说迟慢落后,不如说为误入歧途。

        三、此其所以盘旋不进者,盖有一种交相牵掣的形势在内。

        四、判定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五、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说明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

        但这些实在不够得很。尚盼多有人尽力于此问题的研究,以期此问题有宣白之一日。

        后一个问题在学术上是一个更艰深的问题,在认识中国文化上亦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何以说这个问题艰深呢?因现在学术界似乎对任何一事一物的研究,都比对“人”的研究有头绪有成绩。换句话说,人类今日的知识的确是丰富了。独于自知则不足。

        中国文化的特征:理性的早熟

        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照我所见,其特征是在人类理性开发的早。

        何谓理性?通常我们用理性这一词和用理智这一词是无甚分别的;但我在这里则有意将它分开;理智在人类心理上属于知的一面;而理性则属于情的一面。近代西洋人发达了理智,而中国人早早发达了理性。

        中国人读书明理之“理”是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公平信实等类。而西洋书里面所讲多是数理论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理,我们浑称之曰物理。情理存于主观,而物理则属于客观。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情理,由于理性;人类所以能明白许多物理,由于理智。

        我常说:“人类之所以可贵,就在他具一副太容易错误的才能”,因为动物几乎不会错误了,且亦不负错误责任。人类之错误,亦分有两种:一种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种是行为方面的错误。人类为了第一种错误而发生的纷争及惨祸,远不如为了第二种错误之严重。

        譬如今天世界大战,追源祸始,其远原盖在西洋人理智方面好奇心发达,使物理上成就极多,而理性方面向上心少所开发(这是先为宗教所蔽,后为功利主义所误),以致情理上涵养不足;尽你第一种错误少,无奈第二种错误多,就不能不陷于人类自己毁灭之中了。

        对照言之,中国人的好奇心不如西洋,而向上心多所开发,对于第二种错误,时时互以责于人,有时亦内以讼诸己;对于情理的涵养较切,“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殊不见其所失”。

        如此读者可以明白,中国儒家可称为理性主义,但与欧洲大陆派的理性主义非一事。

        (《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梁漱溟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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