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母邓懿和、家父周一良相继于2000年和2001年辞世,他们的同事、学生已有一些回忆文章刊行,从中可见老人的学术贡献。在父母百年冥诞之际,我愿从个人接触所及,作点滴回忆。
1947年,父亲在清华大学谋得教职,并有了住房,可以把家属接去,我也于当年秋季开学前来到父母身边。我家住在胜因院22号。胜因院是当时新建的一片宿舍区,父亲晚年在回忆中曾写道,“在清华的五年,我的住房问题解决得最好”。其实,我对那里的环境也十分眷念。每当深夜醒来,总能见到父母在台灯下伏案工作的身影,至今记忆犹新。
胜因院各住户还拥有十分宽阔的院落,在母亲的操持下,我家种有玉米、花生和薯类,还在门口搭建了棚架,每值夏秋,即可见下垂着的橙红的金瓜、碧绿的丝瓜等辉映成趣。耕耘管理时“汗滴禾下土”的辛劳与收获时节的喜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正是这样与大自然的亲近,才能真正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细想起来,在我早年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中,无论是祖父母抑或父母,正面的说教确实不多,更多的则是身教,是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和影响晚辈。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我家从清华迁至新北大的“燕东园24号北”。
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亲于历经了多年间的风云变幻之后,认识到自己“毕竟是书生”,并喜获学术上的新生,他要把多年中浪费掉的宝贵光阴补回来,加倍努力地工作。1986年6月,父亲在来信中谈到学校正在办退休,他本人“是想完全、彻底、干净、全部退休,余年从事二‘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北京青年报》9.27 周启乾)
链接
周一良(1913-2001),1930年后入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学习,1939年到哈佛大学,主修语言及历史。1946年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1952年后长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