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被调查的20起重大公共舆情事件里，全国较有影响案件的开庭或宣判占11件，堪称“审判月”。伴随着法槌一次次落下，不同观点在各种舆论场展开竞逐，法治精神也在争议中前行。
《中青月度舆情指数》是中国青年报社中青舆情监测室设立的一项舆情公共服务产品。是以问卷调研方式，向专家学者、政府公务员、媒体人、意见领袖、普通网民5个群体收集民意。
近日，第三期《中青月度舆情指数》发布。在本期20起热点事件中，“大兴摔童案”主犯被判死刑、李某某因强奸罪获刑十年和薄熙来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综合满意度位居前三。
但“山西男童被挖眼案”宣布告破、法院不认定王书金系聂树斌案真凶和“捅死城管”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则更多呈现出分歧的一面。
“李某某案”如何赢得理解
以李某某等涉嫌强奸案为例，这是一起舆情响应“低开高走”的典型。
李双江之子李某某，自今年2月因涉嫌轮奸被拘留后，并不复杂的案件一波三折，各方力量在其中激烈角逐，各执一词，俨然演成了连续剧。而很多网民注意到，司法机关的相对沉默，使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执更多只是“口水仗”。在缺乏证据的“站队潮”中，真相愈发面目模糊。
由于双方当事人身份差距悬殊，众多网民将这个案件视作“特权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抗”，甚至半年未开庭也被网民质疑：“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早该结案了吧？”
猜疑根本上来自信息不透明。直到宣判当天，法院在信息公开方面密集“出击”，公众对司法不公的焦虑才开始消散。
法院在发布会上，以人证、物证和书证，详细披露了认定李某某构成强奸罪，并且是主要暴力行为实施者的证据链条。有媒体总结，尽管李某某案“各种折腾让人揪心，但一审守持住了司法的基本面”。
的确，依法判案是赢得理解的基石，而公开透明是通往理解的路径。尽管此案涉及未成年人等因素，相对更注重隐私保密，但依然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薄熙来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获85.7高分，同样基于“法律没有在特权面前绕路”。而且，其审理公开透明度，在该级别的官员中是史无前例的。
“表哥”“房姐”案道出了什么
在本期20起重大公共舆情事件中，与反腐相关的占7件，但综合满意度相差较大。比如“表哥”和“房姐”获刑，平均只得55.4分，排名位居“中后段”。
有意见领袖在问卷中写道：对这两个案件不满，很大原因在于“表哥无表，房姐无房”。这样的反腐是否有避重就轻之嫌？
“表哥”杨达才的落马，最广为人知的情节，是被网民扒出的疑似11块名表；“房姐”龚爱爱“声名鹊起”，一个最大发酵点则是价值数亿的44套房产。而相关司法机关或因缺乏确切证据，或因认定房产合法，令二者的获刑似乎与“表”和“房”无关。这样的结局，难免令公众感到失落，进而质疑。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在“表哥”和“房姐”案中，相关司法机关主要“输”在应对能动度上。当“表”与“房”已是不可回避的民间焦点时，官方仅以只言片语匆匆响应，解除不了民意的不解与不满。
上述“不解”，在夏俊峰案里似乎更加明显。
2009年，小贩夏俊峰持刀致城管队员2死1重伤。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小贩”与“城管”的身份标签，而变得不再普通。9月，夏俊峰终被复核死刑的消息，如一记重磅炸弹，炸开了互联网上各种纷争：有人从人性和感情的角度，对夏俊峰及其家庭抱以同情；有人出于对城管群体的“原罪”推定，将夏视作对抗城管制度的“英雄”；有人则提出，个体暴力不应因弱势标签而被“洗白”。
面对争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9月底两次释疑，用身份各异的目击者证言，以及被捅刺的刀数、深度、位置等鉴定结论，回应“夏俊峰是否曾遭殴打”“其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等敏感问题。好在，争议也往往推动着思考。在几轮质疑——回应的互动中，法治的基本精神得到了传播。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针对夏俊峰案所转发的评论，或许道出了“法、理、情”的正确排序所在：“在法治社会，‘法’‘理’‘情’三者之间，是有铁一样的排序的。同情是美德，但法律更是底线。承担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法治社会每位个体的必须。”
“挖眼案”为何陷入“不信”泥潭
在本期中青舆情指数中，5个群体对“山西男童挖眼案”和王书金案的舆情满意度均不高。
以“山西男童挖眼案”宣布告破为例，它为何没能令公众松一口气，反而掀起一场“全民福尔摩斯热”？症结更可能不在实体，而在程序。换句话说，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是怎么说的”。
8月底，山西汾西县一男童小斌斌在家门口玩耍时，被骗至野外并挖掉双眼。这起残忍案件一经披露，迅速发酵成举国焦点。9月3日，警方宣布的“谜底”令人大跌眼镜：警方综合侦查和刑事技术DNA检验结果认定，嫌犯是小斌斌已自杀的伯母张会英，动机是赡养老人问题。
据一项有16480名网民参与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接受“伯母是嫌犯”的网民比例，超过七成。尽管面对质疑，警方次日就公布了更详细的案情，但认可者依然不多。
中青舆情监测室认为，“不信”泥潭背后，是公众对警方急于破案，可能不惜“拿死人顶包”的一种集体担忧。而官方的不力响应，使担忧不减反增，一个“可能正确的答案”也会被质疑声湮没。
法院不认定王书金系聂树斌案真凶，引发质疑不断，程序瑕疵同样是难以绕过的理由之一。
有媒体人在问卷中剖析：“更多网民的关注点，早已不是案情本身，而在王书金案与聂树斌案的关系——如果司法机关把‘王是真凶’作为重启调查聂树斌案的‘前提’，那么，任何说理都很难让人心平气和地听下去。”
诚然，法律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但结果公正不太可能既让原告满意，又让被告满意。因此，法律公正很多时候表现为程序正义。程序对了，即使结果不能让每一方都满意，至少可以让大部分“围观”的民众心服口服。
（《中国青年报》10.9 王梦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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