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书笺里透出晚年心境

    宋庆龄：书笺里透出晚年心境

    宋庆龄被称颂为“国之瑰宝”“20世纪的伟大女性”。然而，她的晚年心境到底如何，尤其是处于“文革”动乱岁月里她的心迹，鲜为人知，公开资料也极少。

    最近出版的《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是一本难得的原始文献，书中收录了晚年宋庆龄10年间亲笔书信159封，其中，有近100封是“文革”中后期给陈翰笙的私人信件。宋庆龄的内心世界，从中可见一斑。

    吐露境遇

    陈翰笙（1897-2004）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曾秘密从事共产国际情报工作，后被李大钊派去苏联学习一年。陈翰笙与宋庆龄的友谊，始于1927年莫斯科期间，此后，两人保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

    宋庆龄晚年，一直病痛缠身。腰腿伤痛，行走困难，还有那恼人的荨麻疹和眼疾，常年困扰着她的生活。“文革”初期，一波接一波的红卫兵叫嚷要冲击宋庆龄在北京的府邸，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她，不得不撤下室内墙上的画和架上的工艺品，换上毛主席语录。“文革”大动乱，虽说未直接惊动她，但举国大乱，友人“失踪”，社会无序，物资紧缺，使她的心情十分压抑。  

    1971年9月5日，宋庆龄致函陈翰笙，这是收入本书的第一封信，信中开头就说：“亲爱的朋友：我最后给你的一封信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我开始怀疑是否发生什么事了。因为现在，生命就像烛光一样闪烁跳跃，突来的一阵邪风会把它彻底吹灭。”“文革”乍起，风狂雨骤，此刻她虽未直接评论“文革”，但对那些无法无天、邪风肆虐的日子刻画得入木三分。

    不仅如此，“文革”狂飙袭来，她苦心孤诣创建的中国福利会及下属单位的一些人要与她划清界限，使她十分寒心!宋庆龄深有感触地在信中说：“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财产、我母亲的房子等，都献给了中福会，而我得到的回报只有‘资产阶级’的坏名声！”  

    对领导人怀有深厚感情

    虽然宋庆龄对“文化大革命”有种种不理解，但总的说来，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她对党的领导人充满了敬意和信赖。这里，有两个事例值得一谈。

    1976年1月7日清晨，宋庆龄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文革”初起，是周恩来把宋庆龄写在“保护干部名单”的第一位；造反派将在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掘开曝尸，消息传到北京，宋庆龄悲痛欲绝，周恩来立即下令将墓地修复。

    如今，周恩来离世，宋庆龄抱病参加了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不料，传来上面对她的微词，宋庆龄再也无法承受，在卧室大怒，说：“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回上海养老！”宋庆龄平日里温文尔雅，这次发怒，迸发的是积压内心已久的对时局不公的愤懑和对周恩来的深情。

    1977年12月，某个单位要求宋庆龄写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她写信给陈翰笙，为怎样写此文章征求他的意见，并简述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说：“我想我可以写一篇短文，谈谈我对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看法。我认为他是我有幸遇到过的最明智的人——他的清晰的思想和教诲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必须忠实遵守。（但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为什么不一举断绝他和江青的关系，以防止她制造麻烦？）”

    批评江青 否定“文革”

    众所周知，江青在“文革”中做了许多坏事，宋庆龄对此人有敏锐的评论。

    1974年9月，在一次晚宴上，宋庆龄遇见江青，信中说：“江青从天津为她自己定做了100件衣服！她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穿衬衫和裙子，可我认为我们目前的这种服装风格看上去并不舒服。”这是“文革”期间宋庆龄在私人信件中对江青直截了当的评论。

    “四人帮”粉碎后，可以公开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的罪行了，因此，宋庆龄在信中以不屑的口吻称江青是“我们已故主席的那位缺德的老婆”，并说“康生是江青企图夺周总理的权的幕后策划人”。

    有一封信引起笔者的注意，1972年3月24日的信中说：“唐明照三天前来看我，他告诉我，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们的《中国建设》缺少干部。”

    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浩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而宋庆龄在1972年的书信中，已经用这个词描述“文革”!虽然很难认为叙说者当时已经对“文革”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但至少说明他们对“文革”中大批干部受到迫害有很多疑虑和不解。

    宋庆龄给陈翰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是1981年3月2日，此时距宋庆龄辞世不满90天。

    （《南方周末》10.3 周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