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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3年10月12日 星期六

    战争记忆还剩多少

    《 文摘报 》( 2013年10月12日   05 版)
    日本摄影师镜头中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82年前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及与之相关的暴行,随着当事者们的纷纷离世,战争的记忆越来越少。也许最后,只在过往的页面上,留下一丝浅淡的划痕。

        亲历者的梦魇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二战中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房照顺来说,是午夜梦回时的一阵惊悸;而对于其年过半百的儿子、儿媳来说,那只是一件掉了扣子的军大衣。

        2001年,80岁的房照顺去世。而他生前位于济南的旧居,在“九一八事变”82周年之际,聚集了许多前来采访的记者。面对媒体,房照顺的儿媳刘长珍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关于公公的传闻。

        据刘长珍回忆,自己刚嫁入房家时,曾一度因为听见公公在半夜里发出呜咽声而害怕。后来婆婆告诉她,老爷子自打被抓到日本当了劳工回来后,就落下了这样的毛病,经常睡觉时这样,有时甚至会全身冒冷汗。除此之外,能证明公公曾在日本做劳工的,就是他在神户做码头搬运工时,日本人发给他的绿色军大衣。

        “老爷子那时说,他们冬天夏天就穿这一件衣服,晚上睡觉也是盖着这个。听说这衣服上的扣子是铜的,解放后的困难时期,老爷子的一个远方亲戚来,偷偷把几个扣子剪下去卖了。”

        后人们的盘算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89岁的张景泉来说,是年少时的一场遭遇或冒险;而对于他的儿女来说,却是一场奔波了多次,最终也没有拿到赔偿款的“白忙活”。

        张景泉是济南地区曾被掳往日本的劳工中,唯一在世的一位。他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

        当记者叩响了张家的门时,小女儿张君文立刻表现得十分反感:“我不想讲了,没啥好说的。十多年前就有人到这来问老爷子的事情。我说也说了,材料也写了,说是要跟日本打官司,让他们赔钱。我领着老爷子坐车上济南市里,跑了好几个地方,后来我听说有的人家都拿到钱了,我们家一分钱没捞着。”

        老人的儿子张新文说,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被送回中国后,家都没回就直接参加了解放军,还经历过抗美援朝战役,一直到转业后才成家。但现在,父亲拿到的社会保障却比普通人低很多,父亲80多岁早已不具有劳动能力,却申请不到低保。

        一座城市的记忆

        战争的记忆是什么?对于南京城里一众耄耋的老人们来说,是6个星期的艰难记忆;而对于现在走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年轻人来说,那只是一句感叹——“好惨啊!”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义务讲解员的79岁的佘子清是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说:“日本兵进城前,有人听到了消息,告诉我们赶快跑。我的父亲带着我和我的哥哥妹妹,躲进了美国领事馆。”

        佘子清说,在大屠杀的6个星期中,即使是躲在美国领事馆里的人,也并不能确保安全。“日本兵经常来到领事馆,跟美国人交涉,要求找出两种人,一种是额头上有一道勒痕的人,这类人被怀疑是当时民国的军人,勒痕证明他们曾经戴过军帽;另一种人是手上有老茧的人,日本兵认为这也是军人拿过枪的标志。”日本兵只要发现像国军的人,就会立即将人从领事馆里带走处决,有时甚至是刚走出领事馆的大门口,立即就被日本兵一刀从脑后砍死。

        2004年3月1日起,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对群众免费开放。“很多游客,尤其是年轻人,对于大屠杀这样的悲惨史实,没有切肤之痛,因此会在纪念馆里嘻嘻哈哈,甚至跟雕像搂搂抱抱照相,很不严肃。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我看到后很气愤!”因为这个原因,佘子清和另外3名幸存者在纪念馆担任义工,为游客做讲解。

        据佘子清回忆,去年12月13日的纪念南京沦陷日活动中,有200多名大屠杀幸存者出席参加,而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幸存者人数只剩下100多人。“现在的幸存者中,年龄最大的有90多岁,最小的76岁,平均每年,都会有几十个人故去……”

        (《新民周刊》2013年第36期 王若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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