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的求学路

    1953年夏,我考取了江西余干中学。

    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交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学校就停了我的伙食。我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介绍了家里的情况。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条单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掉了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钱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哭起来,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法。

    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家里太困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正同学,我们考虑你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人才,学校已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1956年8月底,我去鄱阳中学报到。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我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不退。孙守谦校长找到县委书记:“这个同学家里很苦,学习成绩门门课满分,请求县委救救他。”这位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这件事我终生铭记在心。

    我的爱人张锦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住院期间,班主任薛番琛老师常要她来看我。我学习好,她很佩服。我家穷,她同情我,有时接济我一两块钱用。出了院,我觉得她真好,就想同她谈对象,她没同意,也没拒绝。

    1959年8月，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赶到县城告诉了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 吴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