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情结”的前世今生

    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近70年前写的《乡土中国》一书，就提出在中国的乡村全是彼此看着长大，“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里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不过意识有相对独立性，打下血缘宗族出身印记的“圈子情结”会横向位移，从乡村走向各行各业各阶层。

    一入“小圈子”，既为核心单位中人，最须讲究“义气”。义气的优点是注重情谊，缺点是只重情谊。见圈内事，必帮，哪怕是坏事；见圈外事，懒理，哪怕很正当。你看古代推崇的一班“义士”，有多少其实彰显的是圈内之谊亦即投桃报李的个人情义，缺乏大义，不够正义。不信，你仔细读读《史记·刺客列传》，掂量一下那班慷慨悲歌的好汉是否当得上司马迁称颂的“主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引来诗人骆宾王、李白等代代歌咏？

    亲不亲，圈上分。费孝通是深刻的，他从“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不是见外了么”的寻常话语中，分辨出其间具备“现代社会的阻碍”之或然性。

    现在，一个“陌生人社会”，概括出农耕小生产转入工业大生产时代的人际交往特征。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边界，务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旗帜是教化的道德，底线是强制的法律。“有纠纷找法律”成为共识，欲找老兄老友老关系，难矣哉。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契约不立、规则虚化，无劳而厚俸，建功却无酬，行为评价的不确定性陡增，人们难以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则公平竞争何可期，工作怎能搞得好？

    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里，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学习时报》9.9 司徒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