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鸠山由纪夫坐在记者面前时,不像一位当过日本首相的政治家,而更像是一位谦恭的学者。他说话时总是细声细语,甚至有些腼腆。
“按照中国社会的说法,我属于‘官四代’。”鸠山如此调侃。
鸠山出生在东京的一个政治世家。他的曾祖父曾任日本众议院议长,祖父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之一,父亲曾任日本外务大臣。到鸠山由纪夫这一代,他官至日本首相,而弟弟鸠山邦夫也曾当过总务大臣。鸠山由纪夫最初没有被家族看好,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怕在生人面前说话。
说实话,我一向很讨厌政治。小时候,因为家庭的关系,我很少有机会与同学朋友打闹玩耍,因此性格很腼腆。爷爷认为,鸠山家能继承政治血脉的是弟弟邦夫,不是我。父亲也告诉我,政治家的代名词就是“混蛋”,他不希望我从政。但我在美国留学时,刚好遇上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看到那么多美国人在为祖国欢呼,他们近乎狂热的爱国心感染了我。日本人谁都不敢提“爱国主义”,因为容易被联想到过去的军国主义教育,挥舞国旗也只是在奥运会时。我心中突然有了强烈的从政愿望,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让日本成为独立自主、受人尊敬的国家。
尽管爱国心促使鸠山走上了从政之路,但成为首相之后他很快体会到了“当家”的难处。
竞选时,民主党曾向国民许下两大诺言:孩子读书不要钱,高速公路开车不要钱。可事后一细算,这两者相加,财政一年就要支出近3万亿日元。鸠山原计划从中央各机关的“小金库”里挖出钱来填这个大窟窿,但调查后发现,这些钱早被前任自民党内阁花得精光。
除了钱,鸠山还有件烦心事,就是与美国的关系。
民主党在执政前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对美外交方针——与美国建立“对等关系”。鸠山认为,美国始终拿日本当自己的一个州,需要钱的时候随便从日本钱包里翻。他下决心要挺直腰板,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鸠山上任后不久去美国出席联大会议,奥巴马只跟鸠山交流了20分钟。奥巴马明知鸠山早年留学美国,英语没有问题,但还是对着翻译说:“你告诉他,我祝贺他当选首相。”
我觉得,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在保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同时,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受到亚洲各国尊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我一直主张以“友爱”精神化解历史恩怨。像德国和法国,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最终能够认真清算历史,相互谅解,从而共同建设“欧洲共同体”。亚洲也应该如此,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应认真解决好历史问题,相互理解,共同引领亚洲。所以,我担任首相后提出了“亚洲共同体”构想。但当时,奥巴马总统刚提出“重返亚洲”,我的这一构想好像是与他的战略唱对台戏。
虽然有美国的压力,但更大的压力来自于代表美国利益的日本外务省官僚,还有国内那些经济商务官僚。由于他们的坚决反对,事情难以顺利推进。我辞职后向菅直人移交工作时,特意给他留了一张条子,希望他继续推进“亚洲共同体”的建设。他也答应了,但这事后来就没再提起,很遗憾。
2010年6月2日,迫于内外压力,鸠山由纪夫宣布辞职。尽管远离了政治,但鸠山并没有闲着,为了自己的理想,他筹建了“东亚共同体研究所”。
今年5月,中日关系胶着之际,鸠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中方看,说日本窃取了钓鱼岛(日称‘尖阁列岛’)也有道理。”此言一出,一些日本人给鸠山带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我不久前访问北京,特地会晤了当年邓小平先生与福田纠夫首相会谈时的中方翻译林丽韫女士,询问了当时的情况。据说,双方当时没有就钓鱼岛问题签署备忘录,也没有写成文字,是以一种信义达成了“搁置主权”的共识。如果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就否认“搁置主权”共识的存在,这是不应该的。不倾听对方主张,单方面宣布不存在主权争议,这是对对方最大的挑衅。日本政府应该承认分歧,如果一时解决不了,就继续“搁置主权”。
我仅仅把上述的观点做了表示,就被骂成“卖国贼”。我今年多次访问中国,中国方面有学者指出:“鸠山先生的发言,是出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发言。”遗憾的是,中国学者明白我的心意,日本国民却无法理解我的苦心。
日本现今的外交正在采取“包围中国”的策略。我觉得这不是外交,真正的外交应该是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寻求友好相处。我不喜欢你就不与你交往,这有点孩子气。
我很欣赏中国的干部培养制度,从基层官员开始做起,不断地努力,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最后成为国家的领导者。这种锻炼的过程很有必要。但日本的政治家普遍缺乏这样的锻炼机会,有的人理论水平很高,可实际经验和执行能力十分缺乏。日本政治家综合素质的下降,也是这20多年来日本一直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环球人物》9.16 徐静波)